解决了内迁的胡人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商讨是否出兵灭代的事情。

大臣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故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群臣各执己见，针锋相对相对起来！

以崔皓、王猛为首的文官集团认为当下经过了朝廷的种种举措，帝国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方方面面都需要投入资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爆发大战，把钱粮都耗费到战事上。

而以李农、卫峥为首的武将集团则是觉得代国内乱，正是灭代的大好时机。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错过。

这个时候，崔皓心里一发狠，便怒视大司马李农道：“李农，你休要在此饶舌！你以为打仗只是纯粹的军力比拼吗？不，这是双方国力之间的较量！而想要把一个偌大的代国吞并下来，我大魏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知道吗？这根本就无异于汉武帝针对匈奴的数十年大战了！”

“这……”李农愣了一下，随后就道：“令君大人，你这话就有些危言耸听了吧？汉武帝之时的大汉，或许能跟咱们大魏相提并论，但是区区拓拔鲜卑，区区代国如何能与当时不可一世的匈奴人并驾齐驱？”

“匈奴的巅峰时期，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甚至于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

“刘邦是贿赂了匈奴人才逃出来的！之后汉朝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汉室宗女嫁与单于，并赠送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及开放关市准许双方人民交易。后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然而匈奴仍不满足，不时出兵侵扰边界！”

“汉朝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国力大大增强，才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代国岂能与当时的匈奴人同日而语？”

没想到李农对于汉与匈奴之旧事这么清楚，这倒是出乎崔皓的意料。

不过崔皓可不会就这样败下阵来，而是掷地有声地道：“既然你知道这段往事，就不该劝陛下轻易出战灭代！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汉军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十五年，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一百多万，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但最后汉朝始终没能把匈奴消灭不是吗？”

“这不在于鲜卑人是否有当时的匈奴人强盛，而是漠北之地广袤，一马平川，实乃不毛之地，朝廷要之何用？而且鲜卑人多是骑兵，来去如风，我魏军想要找到敌人的主力与之决战谈何容易？而且动辄大战，兵线拉得这么长，不知道要派遣多少的民夫，消耗多少的钱粮啊！”

其实冉闵倒是很赞同崔皓的见解。

冉闵出身武将，他也想灭代继而一统天下，但是冉闵是皇帝，从一国之君的角度上来看，现在与代国发生大战，想要出兵灭代，实在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打仗，要出兵马，还要派遣民夫，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在草原上作战，战线拉得太长了，魏国根本不可能派出太多的兵力。

要知道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力比拼，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分量比韩信重，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达重。

如果韩信、徐达是拳头，那么萧何、李善长就是供应血液的心脏，他们搞钱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汉朝初期的疆土面积仅有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贫弱的汉政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对周边四夷的侵扰大多时候都是忍让退守。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朝对外温和的形象，先后大规模派兵征讨闽越、匈奴、南越、朝鲜、大宛、西南夷，可谓是四面八方无不出击。

甚至也是无往不胜，先后在国家的东南西北增设了五原、武威、儋耳、文山、乐浪等30余个边郡，使汉朝的疆土面积飙升到约1000万平方公里。

起初虽有前任皇帝们积攒下的财力，但是几年战争打下来，国库很快就告急了。

尤其是与强敌匈奴的较量，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15年，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100多万，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对国家财政实力的考验是巨大的。

这种大规模军需物资的筹集、漫长补给线的转运、数十年的连续作战，显然也不是农业经济所能够负担的。

所以后世人不免疑惑，同样是遇到一位爱折腾的皇帝，为什么西汉没有像秦始皇搞垮清朝、隋炀帝搞垮隋朝那样，在汉武帝手里垮掉呢?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汉武帝相比于秦始皇、隋炀帝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军政能力上或许难分上下，但财政能力上绝对是汉武帝更胜一筹。

汉武帝没有把战争的负担全压到农民身上，他搞钱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三大法宝：征收工商税、盐铁官营、收回钱币铸造权。

当时西汉是典型的国穷民富，在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下，商贾们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

《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汉朝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三成的人口，占有了六成的财富。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由于巨富的商贾太多，有车一百乘、有船一千丈的，才能称得上是大商贾。

于是，因打仗而财政吃紧的汉武帝，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宝：征收工商税。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商车”，向商贾征收“车船税”，规定：“商贾人轺车两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一辆车要纳税240钱，一条五丈以上的船要纳税120钱。

车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汉武帝的这则税令可以说是盯准了商贸活动的死穴。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缗钱”，这是一则资产税，是对商贾积存的现钱征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缗一算(2000钱纳税120钱，税率6%)，手工业者财产每四缗一算(4000钱纳税120钱，税率3%)。

后来为了打击隐匿财产不报以及报而不实者，汉武帝又颁布“告缗令”，要求商人们申报资产，并鼓励举报虚假申报者。

一经查实，弄虚作假者将被没收全部钱财，并罚戍边一年，而举报者将能获得所没收钱财的一半。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下令对马、牛、羊征税，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税。

自古以来，盐与铁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业，西汉弛山泽之禁，并未实行盐铁官营。

所以在当时的诸多行业中，以盐铁商人为最富，他们积财逾万万钱，个个富可敌国。如果实行盐铁官营，这些盐铁商人的财富，就应当全部是国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终于要对这块肥肉下口了，他祭出第二大法宝：盐铁收归官营。

在理财大师桑弘羊的筹划下，汉武帝下令设立盐铁丞，并任命当时著名的盐商和铁商担当首任盐铁官，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盐铁之利尽归国有。

当时，除了盐铁之外，汉武帝还实行了酒类专卖的酒榷制度，酒利也被官府所独占。

这三项民生用品的官营让汉武帝相当得意，他曾高兴地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我还没有增加赋税，国家的用度就已经很充足了。

汉朝初年由于经济凋敝，朝廷对铸钱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诸侯郡国纷纷自行铸币。随着汉武帝开征工商税、实行盐铁官营，各地私自滥铸钱币对于财政和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

于是，汉武帝祭出他的第三大法宝：收回钱币铸造权。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指定上林三官为唯一的铸币机构，以其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铸币过程中的鼓铸、刻范和原料，以所铸新币为国家的唯一通行货币，废除过去所铸的一切钱币，并下令盗铸金钱者处死罪。

收回钱币铸造权后，汉武帝终于赢得了与商人和地方诸侯之间的财富之争，解了财政上的后顾之忧，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强悍的匈奴被汉军赶到漠北，汉朝迎来极盛。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最初所铸的新币是三铢钱，又经过三次改革后，最终确定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铢钱，并一直流通到700年后的隋朝。

其实对于群臣来说，灭代与否，其实关系不大。

自古以来的华夏之地，除了南方的晋国部分疆域，现在就都是魏国的了。只要把晋国灭掉，冉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统天下了，而且其疆土甚至比汉朝、晋朝都要大的多！

冉闵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出兵灭代，只接纳那些内迁的胡人。

灭代的代价较大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把代国灭掉了，如何安置这一百多万的胡人？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所以冉闵干脆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