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内。
对明朝的皇城，后世的人可能不大了解，以为是和清朝的宫城范围差不多大。
但两者相差实在是很远。
明之皇城，大约是清的十倍也不止。
南城，西苑，加上一个万岁山，方圆之大，包含着紫禁城和中央各衙门官署，再加上好几座皇家园林，委实不是后世清朝的皇城可比。
就拿紫禁城来说，一个皇极殿，规模比后来改称的太和殿大了好几倍来着，后来是清初时烧毁了重修，没有大的金丝楠木，规制这才小了下来。
在这紫禁城中，管你是起居八座，开府建衙的方面重臣，还是口含天宪，擅作威福的权阉，又或是制文衡，理阴阳，号称宰相的内阁大学士们，都得是屏心静气，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那个叫皇帝的人来转，明清异同，有一点却是一样，皇权确实是自宋朝之后集大成者，起于明，完成于清，就算明比清要开通的多，文明的多，但皇权至大，远非汉朝时皇家与世族分庭抗礼，而宋时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的情形相比。
就以在皇极门不远的文渊阁来说，这内阁制度在明末已经早就成熟，神宗年间相隔不远，当时神宗和文官集团斗争，除了军政要务及时批复外，很多按惯例办理的事，索性就不理会。而朝野之间其实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样，明亡于神宗，这其实是对内阁制度的一种侮辱和轻视了。
该补官就补官，该如何就如何，地方上事不行，是明朝官僚体系和财政制度不行，在内阁制度下，这辆破车已经是尽可能的一直往前了，又能办事，且不能威胁皇权，内阁再权重，也不是真正的宰相，相权是怎么也重不起来。
简单的例子，唐时宰相分别执掌中书省，中书令领导中书舍人等侍诏的官员，中枢政令，就尽由中书所出。
左右仆射，则领尚书，六部就是宰相直领，凡事直接对宰相负责，是宰相的属官。
中书令为中，仆射，参知政事为辅助，名实核一，唐时的宰相办事顺畅，一经大拜，就是极有权势，所以李林甫之类的权相，足以制衡天下。
至宋，因为唐时宰相权重，大宋艺祖则又叠床架屋，将宋朝官制改的乱七八糟，但凡政事，皆出两府，而宰相仪同三司，佚高权重，尊礼尚在亲王之上，礼绝百僚，论起权力，尊荣，其实也不在汉唐之下。
只是到了明时，朱元璋权力欲太重，而汉人王朝经过百年蒙元统治，浸沾胡风，以前的一套没有传承下来，朱重八在很多事上都是想当然耳，完全的胡来。
革除千年以降的宰相制度，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想当然和败笔。
因为老朱显然忽图了一件事，就是他的后代子孙，绝没有他的政治手腕和狠辣的心肠，更没有他一天干足十几个小时而不疲惫的强悍精神。
经过调整再调整，内阁终于成型。
这个机构，算是名不正言不顺，宰相不是宰相，但好歹是国家的中枢机构，自有一定之规。而大学士加尚书，也就算正经管到了六部，权力也就自然巩固了下来。
现在这个时候，大学士刘宇亮名义上还是首辅，不过所有人都是知道，这位刘阁老是已经失宠，下台是迟早的事，就是看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上半年了。
如果不知机，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怕是下场都不会太妙。
皇上这执政十来年，除了早年是几个知名的东林党老人外，真正信任和重用的就只是有两个。一个是温体仁，一个便是东林党的周延儒。
除此二人之外，也就还有一个杨嗣昌，但杨嗣昌崇祯是在军务上任他，真正的国家大政，事事倚重的，还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
要说起来，这两人又偏是生死对头。
周延儒是东林首领，东林党最擅内斗，他的党争功夫，自是不必提了。
温体仁当然也不是善人，崇祯年间，能混到内阁首辅，还独自专权数年，哪怕被攻讦退位，推荐了一个薛国观后，崇祯照样是最信任……这充分说明了温体仁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也正是东林一派，最为担心的事。
他们是拼力攻击，把温体仁说的十分不堪，但很多罪状都是因缘附会，根本不值得推敲，真正叫温体仁去职的，还是崇祯天生的帝王心病，担心臣下久为辅臣，会经营势力，威胁皇权，而不是对温体仁失去了信任的原故。
论说起来，相比办事，周延儒连温体仁一个脚指头也不如。
朝中之事，真正有担当，并且愿与皇帝站在一个阵营，苦心孤诣的解决问题和麻烦的，也就是温体仁和薛国观几个。
饷和兵，是崇祯末世的最要紧之物，但在东林那边，一提起饷兵之事，便是叫皇帝修仁德。
天灾示警，是皇帝不修仁德。
边关报警，是皇帝不修仁德。
京师地震，是皇帝不修仁德。
流贼为患，是皇帝不修仁德。
反正在黄道周和刘宗周等东林儒臣嘴里，凡事只要是内修仁德了，则自然而然就办成了。天灾不会有了，边关也不会示警了，流贼就都降顺了……反正皇帝只要问政，就无非是修仁德这三个字以应。
崇祯在刚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被东林党忽悠的有点找不着北，凡事也是照东林的标准来办。吃饭，女色，衣着，无不是俭朴自省，太子之外，还有诸王，在传嗣方面也是无可指摘。
勤政方面，更是无一日不见大臣。
比起神宗和他的哥子天启皇帝，那简直是差的天上地下。
但说来也是怪了，神宗年间大半太平，晚年才出了辽东的乱子，但内地境内，仍然是一片太平景像。
天启年间也是如此，虽是年年受灾，但大规模的流民祸乱，却是由崇祯当家后才开始的。
这其中，当然也是有明末财政破产，到崇祯年间各种毛病大发作，但也是与几次加赋有莫大的关系。
等到了现在这种时候，皇帝当国十余年，东林党那一套也是渐渐玩不转，真正能帮皇帝分忧，解决麻烦，并且对钱粮兵谷能有实际意见的大臣，才渐渐被信任倚重。
就算如此，崇祯也是实在没有什么章法，或者说，整个晚明之际，国家是病入膏肓，最有本事的大臣，在大明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面前，也是只能瞠目结舌，根本无计可施。
就眼前来说，国家财用之不足，实在也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明初的种种弊端，也是逐渐显露出来，可当国者，能拿出办法出来的，几希？
……
……
文渊阁中，自是有一群阁老在。
明朝不比清朝，清之帝王勤政，实在是到了变态的地步。每早必定是和军机见面，然后分批接见大臣，过午后就开始亲批折子，绝不假手他人。
这是君权到极限的体现，军机的地位连内阁也不如，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班子，但承旨而已。而著名的军机大臣傅恒，还开创了一人不敢承旨的先例。
就是说，奉旨办事，一个人不干，得大伙儿一起承旨，这才能干。
颟顸无能，无耻事君到清之军机的地步，也实在是华夏千年之下的一种奇观了。
大明内阁，却是另外一种气度。
票拟之权，就是内阁相权的直接体现。
天下事繁，每日奏章不知道有多少，事务之烦，又各有曲衷，身为帝王者，实在尽难查察，所以内阁在送入之前，就先贴黄票拟，把处理的意见先送呈上去，然后皇帝看过，由司礼批红回复下来，就是正式的朝廷意志，经由内阁发布的诏旨了。
今日次辅薛国观被皇帝召见，在文华殿内足足独对了大半个时辰，内阁中人都是消息灵通，还没等薛国观回来，就知道皇帝苦于兵饷两缺，因此向薛国观问策。
薛国观究竟说了什么，这就不足为人所知，但朝廷已经撑不下去，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到处都是请饷请赈济，国库如洗，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内库也花的海落河干，根本没有银子可以往外发了。
这个时候，朝廷必将有大举动，但究竟如何，且还得再看。
“老先生请。”
“老先生客气了，吾等皆入参机务，无须讲此俗礼了。”
薛国观返回内阁时，时辰已经不早，几个阁老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首辅刘宇亮正在观阅文书，见薛国观回来，也是并没有出声。
只有杨嗣昌坐在门前，见薛国观进来，便是起身相迎。
薛国观对他也是客气，拱手还礼时，十分诚恳，表示不必多礼。
杨嗣昌见他如此，也是潇洒一笑，便是自己坐了下来，果然不再客气多礼了。
此人也是刚刚入阁，原本是兵部尚书，六月时崇祯下旨令他入阁参与国朝机务大事，任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
在职掌上，除了薛国观外，就当属此人。
风头之劲，虽是刚入阁，但已经逼凌他人之上，以声威来说，也是只在薛国观之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