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的年尾，明朝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漳州、泉州，各处的城镇和乡村，父老乡亲为他们在吕宋死难的亲人哭泣的景象处处可见：每个村庄、每个家庭，成千上万的老人、寡妇、孤儿披麻戴孝、哭天呛地，在灵位前点上香，向空中抛洒着纸钱……

晋江安海等处“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几人称寡”。

大约有三万华人华侨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曾岳在离开八达雁海岸之后，可以回家了的放松感顿时使全身的伤痛疲惫加重。本来他的腿伤就没好，加上在长途跋涉中泥水浸泡，伤口感染了。在拥挤到几乎无从挪动身子的船上，空气污浊、卫生条件恶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飘荡在海上的十多天日子里，三艘船上起码有五六十名人病死，尸体投入了大海。

尹峰本人虽然浑身是伤，但他身体体质好的多，在船上睡了几天缓过了劲。回到台湾后，曾岳一直高烧不退，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尹峰不得不当天就派船把他送回泉州。

尹峰在到达台湾的第二天，召集了所有逃出吕宋的富商、商贩、工匠，还有各家的水手、伙计等人，公布了他的一项计划：所有人可以自愿投资，或者加入参与，主旨就是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先赚钱，然后扩大力量打回吕宋去。

尹峰把自己要成立的组织叫做：中华联合公司。

他借用的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组织结构：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

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不愿把自己的钱投入到看不到效益的项目中去，但是所有人都有着坐享其成的想法。股份合作这种形式虽然在中国国内搞超前了点，但是尹峰决定把公司主要基地设在台湾，远离国内的商业环境，主要面向海外贸易；同时，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使漳州泉州这两地的主要富商都加入进来，这样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商业集团性质的组织了。

像郑芝龙那样在另一个时空那样，靠武力整合各方势力，尹峰也不是没想过。但是那样耗时间太久，因为尹峰可没有一个便宜岳父，象颜思齐那样慷慨的把家产全传给他；李旦这时还在马尼拉水牢里，而且实力也很弱，也不可能把自己势力转移到他名下。

历史上的郑芝龙即使在得到两大超级富商豪门的实力后，还得花多年的征战，周旋在西洋殖民者和官府之间，出让出了台湾的利益，死伤不少弟兄才能整合整个福建的商业利益。

尹峰没这个条件，也耗不起这个时间，荷兰人马上就要进入东南沿海了。然而，新事物的产生推广总是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初期投资加入的商人还不到在场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做生意喜欢单打独斗搞单干，这在明朝时期是很出名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史料中经常记载中国商人互相之间压价竞争，结果便宜了这帮西方殖民者的事迹。

尹峰在离开吕宋后，把这个计划考虑成熟了。他就是要扭转中国商人一盘散沙的形状。他丝毫不放弃，连夜把公司章程修改了一遍，承诺二年内返还三倍的股金，并且拍着胸脯答应，三年到五年之内，打回马尼拉去报仇雪恨。他记得好像当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时，也是有承诺返还三倍的股金的。可惜那份从手提电脑上抄写下来的资料在泉州家里，他一时间也没地方去参考了。

年底的时候，中华联合公司筹集到了近200万两银子的资金，5000两银子算一股。其中包括了尹峰的全部家财40万两——他把自己的船全部折价抵入了。李旦家以李丽华为代表，加入了40万两银子。其余的资金全是那些被尹峰救出吕宋岛的富商投入的，中华联合公司的启动资金算是不少了。不过，要做的事实是千头万绪，除了尹峰，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展开。于是，尹峰忙得脚不沾地，基本上在过年前尹峰就没回过自己家。

直到过年前几天，一艘渔船带来了曾家的仆人。尹峰刚刚在海边给库特雷送行；上校将去马六甲、暹罗为他招募更多的葡萄牙雇佣兵来。

曾家仆人被陈衷纪带到海边，他大哭着跪在尹峰面前：“姑爷，少爷故去了！”

尹峰脑子轰地一下，眼前一黑；他去马尼拉就是为了曾岳兄弟两个，曾岳都已经回家了，怎么会这样……

这几乎使他昏倒的消息打乱了他的工作计划，他只好放下了手头的一切，赶回泉州去。说起来，自从回到国内，他自己的妻妾都还没来得及回去看一眼。

……

1604年1月间，泉州城北曾家大办丧事，去世的是好字号东家曾家大爷的三儿子，曾岳，也就是好字号的掌柜。当日，几乎所有泉州城商家和大批的普通百姓都去了城北；由漳州等外地赶来的商家，还有各地的马尼拉大屠杀幸存者全部聚集在此，不仅仅因为这个年轻人是因伤口发作而死的，也为了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吕宋幸存者的救命恩人——曾家的女婿尹峰。所有人都目睹了尹峰在曾岳灵位前长跪不起的场景。

一群群的人前往曾家拜祭，一日间达万人之多，几乎踏破了曾家的门槛。这种盛况甚至引起了官府方面的注意。

1604年3月，万历三十二年农历二月，漳州、泉州数万百姓联名向福建巡抚衙门上告：要求为死难在吕宋的三万商民主持公道。禀帖上陈后，官府方面许久无消息。

没多久，整个福建为之震动，很多商人忧心忡忡；不能去吕宋贸易了，今年的生意如何做？

同一时期，漳州、泉州各个港口都有招募各种人手的招贴出现，署名“中华联合公司”。几乎是什么人都招：种田的，养猪养鸡的，渔民水手，各种工匠，教书先生以及书办账房，甚至还有保镖押运的人员。

本来现在是去马尼拉贸易船只出航的最好季节，但是从港口中出发的船只大多是去东南亚暹罗方向的。传说中，有号称靖海帮的海盗揭帖出现在一些商船上，内容是：为报复马尼拉的干系腊人对我唐人的屠杀，由今年一月起开始对吕宋岛实施无限期全面的贸易禁运。

“贸易禁运？什么意思啊？”

问这话的是一位穿着儒生长袍，头戴纶巾，胸前戴着十字架，褐发碧眼的洋教士。他和几个杭州商人正在一条商船上聊天，商船名为“好来”，船东正是曾家好字号。这条400料的双桅帆船正运载着大批生丝前往泉州。洋教士正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助手，葡萄牙籍耶稣会见习修士巴拉达斯。

年轻的见习修士巴拉达斯的兄长是葡萄牙军队的上尉，在尹峰穿越时空的大风暴中不幸葬身大海。尹峰捡到了大巴拉达斯的手枪、放大镜、圣经等遗物，还在无意中搭救了大巴拉达斯的黑奴马加罗。三年前尹峰去南京时，曾经拜访过利玛窦的住所，不巧利玛窦已经北上北京，主持南京教务的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去了南昌。

尹峰留下封信，委托巴拉达斯的中国教友转交，告知了他哥哥的噩耗，也说明了想留用马加罗的意思，以及愿意当面归还他哥哥遗物的意图。

利玛窦在北京靠自鸣钟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传教事业终于有了起色。有一天，一本中国人写的书《东西洋行纪》被他在北京书铺里发现。这本书叙述了地球的概念，由美洲开始，由西向东直到亚洲，写了各大洲的风貌和国家简况。按照利玛窦的中国文化修养，他看出这个作者文采很一般，多用白话行文，而且描写各地情况注重金银矿产、特产作物等可以赚钱的东西，应该是个商人写的，作者，就是尹峰。

最让利玛窦吃惊的是作者有着完整的地球概念，对于欧洲地理知识了解的非常准确，对于近东、中亚、远东的概念也很明确；这是典型的欧洲人的政治地理观念，虽然后世成为了世界政治地理概念的主流，不过此时只在欧洲流传。所以，利玛窦十分疑惑：这个中国作者是怎么具有这种概念的呢？难道他去过欧洲？

利玛窦来中国几十年，还从未见过、听说过那个中国人对地球和全世界的概念如此清晰有条理的。利玛窦为了让明朝人能接受世界地图的概念，不得不把中国放大并且放在地图中央，就这样还是有中国人不相信他。

正好，他的见习修士巴拉达斯收到了尹峰的信，来向他请教怎么办。利玛窦对尹峰很感兴趣，如果不是他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一定会亲自去找尹峰谈谈的。

巴拉达斯由此肩负起结交尹峰的任务，离开了北京，和一个中国藉的辅助修士游文辉一齐南下福建。

他们经过南京，正好主持南京教务的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应耶稣会中国教区监会总管范礼安神父之召去澳门述职，就和他一齐走，通过郭居静的关系，搭上了这条曾家好字号的商船，由浙江宁波出海去泉州。

当然，这时侯巴拉达斯并不知道，这艘商船和尹峰有着密切的关系。

葡萄牙人巴拉达斯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包达仁，他作为刚刚进入耶稣会的初级见习修士，为人表现的非常谦虚，加上还有个中国藉耶稣会修士游文辉，级别最高的郭居静也早就是中国通了，所以他们这帮传教士没多久就和船上的商人混熟了。

这几个商人就是杭州丝绸行会会头张玉宇，在杭经商的福建商人杨才莆等人，尹峰初次出道时在杭州结识的大商人。

他们在谈论最近的马尼拉大屠杀的传闻，也提到了全福建沿海都在流传的对吕宋岛全面贸易禁运的事。巴拉达斯相信；这种种族大屠杀，西班牙人完全可能干得出来，他们在美洲就没少干过。不过，作为海上贸易立国的葡萄牙国公民，他对“贸易禁运”之类的字眼很敏感。他赶紧问：“这个贸易禁运，难道是官府执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