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黑旗军攻占南宁时，便不时有人劝进，恭请杨烜称王。杨烜审时度势，认为黑旗军实力仍然弱小，坚持“缓称王”的立场，并未理睬属下的劝进。

现在，黑旗军夺占了广州，杨烜又得到了以伍崇曜、陶煜为首的海商、士绅阶层的支持，俨然已在广州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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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主力已被歼灭，敌我力量对比逆转。杨烜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属下各部纷纷劝进。

总司令部是黑旗军、军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海军官兵思想比较开明。总司令部与海军一起劝进，可见人心如此，杨烜已不好再推辞。

称王并非只是称号上的改变，黑旗军、军政府的规格都将升级。杨烜称王，相当于做大了蛋糕，属下都会分到更多的蛋糕，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但称王也有弊端。传统封建王朝都讲究以礼治国，等级秩序极为森严。

一旦杨烜称王，就意味着他要与清廷彻底决裂，就意味着他要彻底挑战现有秩序，必将受到清廷不遗余力的打击。

此时，华夏虽然民变四起。但不少叛乱者别有用心，只想靠叛乱赚取富贵，争取被官府招安。

譬如，1850年广西贵县天地会头目张国梁降清后，被官府授予绿营官职。受张国梁事迹的鼓舞，贵县当年便涌现出数十起农民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军只是想混个一官半职，抗清意志并不坚决。清廷对此心知肚明，集中兵力优先打击那些敢于称王称帝者。

当时民变虽多，却鲜有人敢像洪秀全那样称天王，旗帜鲜明地对抗满清。

如刘丽川在上海发动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周围数座县城，建立大明国，只能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清廷立马调集大军镇压，刘丽川旋即向洪秀全称臣，改称“太平天国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再如杜文秀在云南发动回民起义，攻占大理周围53座城池，亦只能自称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

杨烜若要称王，就不得不考虑称王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看过总司令部、海军的请愿书，精神为之一振，问道：

“依大家看，我现在称王合适吗？”

冯可钦准备已久，说道：“当年明太祖取南京为根据地，坚持‘高筑墙、缓称王、广积粮。’但太祖夺下南京后，击败陈友谅，即称吴王。

“百官僚属备受鼓舞，上下齐心，都知道太祖乃是真命天子，无不尽心用命、誓死追随。日后，太祖果真荡平群寇，鼎定中原，恢复中华。

“大元帅若是称王，将极大地激励官兵士气，加快我们统一岭南的进程。”

杨烜点点头，征求陆雨晨的意见。陆雨晨说道：

“总参谋长讲的不错。我们很早就抱定了反清的宗旨，也在《民报》上、各种小册子上广为宣传。天下皆知我们与满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现在，我们即将夺占两广，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有海军，只要我们守住五岭，清廷就休想派兵过来反攻。

“而且，岭南的重要性不如江南，又远离燕京，僻居南国。我们占据岭南，太平军占据江南。清军即便想派兵到岭南，也要防备我们与太平军前后夹击。

“因此，大元帅尽可大胆称王。据我所料，清廷有心无力，只会明发一道谴责我们的上谕，只会鼓励地方办理团练对抗黑旗军。”

杨烜点点头，表示认同陆雨晨的观点。他十分关心洋人的态度，便询问起一旁的唐约翰。

洋人思想开明，启蒙较早，法国、美国已经开始采用民主共和政体。杨烜一度想采用共和政体，却深知此时的华夏并无民主共和的土壤。

唐约翰说话不多，听杨烜垂询，才谨慎地说道：“我认为，华夏有着独特的文化，一直都有精英政治的传统。但传统的皇权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华夏民族的成长进步。

“因此，我赞成大元帅称王，但要做一个开明的王，而非专制的王。或许，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华夏的政体。如果大元帅日后称帝，请一定采用君主立宪政体。”

实际上，在晚清乃至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一直争论不休。彼时，革命派一直都不是华夏的主流。当时的华夏精英阶层，大多数都主张君主立宪。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时，孙文、黄兴等领导人甚至都不在国内。

可以说，革命派引爆了辛亥革命，但立宪派的倒戈才是决定革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一直到民国初年，立宪派都很有势力。袁世凯称帝，与他的政治顾问古德诺不无关系。

古德诺是美国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被美国人称为“行政学之父”。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需要强人政治，需要一个“帝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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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共福利”，为了中国的未来，古德诺决定维护袁世凯的权威，帮袁世凯起草了《中华民国约法》。这个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是袁世凯称帝的序曲。

学者出身的古德诺，没有认识到民国政治的诡谲。袁世凯备受鼓舞，最终称帝。而古德诺也受到国内的口诛笔伐，几乎身败名裂。

唐约翰是美国人，追求平等自由。连唐约翰也作此表态，杨烜称王再无顾虑。

杨烜来了兴趣，问道：“假若我要称王，诸位以为该取什么王号？”

眼见杨烜在称王问题上口气松动，众心腹大受鼓舞。冯可钦抢先说道：

“周朝奠定了华夏的文化基础，出现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中原华族对外族的侵扰进行抵御。

“大元帅不如定王号为周王，既有推翻夏商之意，又可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当下华夏内忧外患，大元帅称周王，号召天下尊王攘夷，颇能引起国人共鸣。”

“尊王攘夷”一词源自春秋时代，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该词本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后来演化为具备复杂含义的政治术语，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满清入主燕京时，朝鲜士人便有“尊王攘夷”的说法，以“小中华”自居。朝鲜人认为中华已经亡国，朝鲜将保留中华衣冠、儒家文脉。

日本幕府末期，下级武士亦组织起激烈的“尊王攘夷”运动，成功推翻幕府，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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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烜觉得，称周王可以与“尊王攘夷”搭上边，但总觉得王号不美，如有瑕疵，又过于响亮，容易暴露他的雄心壮志，进而引起咸丰、洪杨警惕。

陆雨晨则说道：“不如称楚王。楚地代指南国，称楚王可以宣示军政府对南方的主权。”

唐约翰热爱中华文化，虽然称不上学富五车，此刻也建议道：

“不如称商王。商朝是华夏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统一王朝，又有商业、商人之意。大元帅称商王，可以体现出重商主义倾向。”

这个说法倒令人耳目一新。在华夏历史上，鲜有以商王做王号的。

又有人说：“不如称隋王。隋朝由杨氏开创，而大元帅正是杨氏后人。”

此言一出，立马有人反对，说道：“隋朝虽是统一王朝，却是暴政，二世而亡。后世对隋朝观感太差，只有辽朝有人以隋王做封号，不过是不懂华夏文化而已。”

又有人说：“不如称南越王、大越王。秦末时，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称武帝，势力遍及两广、越南。我们军政府以岭南为根据地，与赵佗的南越国相似。”

……

众说纷纭，说来说服不了谁，只能请杨烜亲裁。杨烜思索良久，说道：

“就称越王吧。古时，百越之地涵盖较广，包括越南、岭南、闽浙。”

冯可钦立马觉得不妥，说道：“历史上，越王封号多赏给地位不尊的庶子。”

杨烜淡淡一笑，说道：“正因为越王不尊，才能麻痹咸丰、洪杨。要是我像洪秀全那样称天王，清廷岂不要铁了心反攻我们？

“我虽然称越王，对外仍称太平天国越王，效仿明太祖托庇于韩宋，遥尊太平天国。届时，我还要派使者出使天京，请洪秀全颁旨封王，借机麻痹洪杨、离间洪杨。”

众人虽有遗憾，却也觉得杨烜所说甚有道理。

杨烜继续说道：“如今，我们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变化很快。也许，我现在称越王，过不了几年就会称帝。待到称帝时，咱们再光明正大地选个好的帝号、好的国号吧。

“称王只是其次，最要紧的，还是要尽快攻占两广全境，尽快在占领区内推动均田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在1854年初完成。”

众人喜形于色，为之振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