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与军机大臣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团练大臣不得担任督抚。但既要扩大团练，既要任命在籍大员担任团练大臣，就有必要提高团练大臣的权限。

对此，彭蕴章的建议是，在“名”与“钱”二字上做文章。

传统封建王朝皆以礼治国，把名分看得极重，上至朝廷中枢，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重“名”。

“名”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名”可生“权”，“权”随“名”来。

譬如，康熙时期九子夺嫡，皇二子胤礽被康熙定为“皇太子”。这是清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皇太子的名分既定，各种权力、差使也就理所当然地落在胤礽头上。康熙外出巡视，或者御驾亲征，胤礽也就理所应当地监国理政。

再如，慈禧太后本不是咸丰的皇后，只是一个贵妃。因她生下了同治帝，同治即位后，慈禧也就被封为“太后”。有了太后的名分，慈禧方具备了与肃顺斗法的资格，也敢于在日后垂帘听政。

黎民百姓，大户人家，亦有正妻与小妾之分、嫡庶之分。不管小妾如何得宠，都不能挑战正妻的权威。同样的，家族传承，亦传嫡不传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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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既要鼓励在籍官员办理团练，就要给他们以应有的名分。华夏重视名分，对官衔名称亦非常考究。彭蕴章乃饱学之士，建议授予团练官员以“帮办团练大臣”的职衔。他说：

“大臣二字，意味着团练官员规格较高，由在籍的重要官员担任。这些重要官员，总得三品以上，方有资格称之为大臣。

“在籍的大臣，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致仕的，一种是守丧的。致仕的官员，或为年迈，或为得咎。因此，臣建议，以在籍守丧的大臣为主，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

清朝规定，三品以下官员，除了御史可单独向皇帝奏事外，其他人不管有多大的事，都不能向皇帝奏事。三品以上官员，有了单独向皇帝奏事的权利，才被视作大臣。

彭蕴章继续说道：“‘帮办’二字，可将团练大臣与钦差大臣区别开来，意味着团练大臣不是钦差，没有钦差的权力，只是受朝廷指派，帮助地方督抚办理团练。”

若团练大臣是钦差，地位便在地方督抚之上。若钦差手上带有遏必隆刀之类的尚方宝剑，还能对地方官员生杀予夺，权势极大。

这是咸丰所不能接受的。

若在团练大臣前面加上“帮办”二字，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朝廷在委派钦差大臣镇压农民起义时，通常会设置一个钦差大臣，却会设置好几个“帮办军务”。

同样的，地方官府组建临时性的“局”时，通常会委派一个“总办”，却要委派好几个“帮办”或者“会办”。

帮办二字意味着，团练大臣地位居于次要，是帮着督抚办团练的。在某种程度上，帮办团练大臣应被视作督抚的属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人在文字上亦有数不尽的把戏。“帮办”二字，无疑体现着极高超的政治智慧，令咸丰深为满意。

于是，“名”的事就定下来了。咸丰接受了彭蕴章的建议，决定给团练官员以“帮办团练大臣”的名号。接下来，便是“钱”的事。

彭蕴章说：“自古办理大事，无外乎得人、筹钱。长毛贼叛乱以来，国家财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若要鼓励各省大办团练，又将是一笔大的开销。

“团练不是八旗、绿营，不在军队编制内，朝廷固然不用承担团练的费用。但以往团练规模不大，训练不精，武器不利，地方乡绅勉强可以承担团练的费用。

“如今，我们要鼓励大臣办理团练，势必要提高团练规模，要加强训练，要改善团练武器，甚至还要出省作战。这样一来，地方乡绅就没这个财力供养团练了。”

这倒是个实情。

为了镇压国内民乱，为了对付洋人，满清朝廷开支年年递增，财政早已千疮百孔。不得已之下，道光、咸丰只得大开捐纳之门，允许有钱人花钱购买功名、官职。

譬如，道光二十七年，上海大买办吴健彰便花银五十万两，捐得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的肥职。这就是天下第一肥缺-上海道台。

捐纳出身的官员，花大价钱购买了官职，到任之后自然要大肆搜刮，捞回成本。所以，清廷的财政收入短时间得到增加，却对吏治、对社会风气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彭蕴章作为军机大臣，自然对清廷的财政情况一清二楚。办理团练需要大量经费，地主士绅无法承担。彭蕴章另辟蹊径，建议开征“厘金”。

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是满清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创设的“额外征商之税”，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从晚清至民国，厘金实行近80年。

厘金通常由地方派出军队，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对来往客商征税。开始时，其税率较低，税率约为百分之一。因一钱的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之为“厘金”。

彭蕴章说：

“长毛窜踞金陵后，官军在扬州城北建立江北大营，有五万兵马，在金陵城东建立江南大营，有十万兵马。江南、江北大营兵马合计十五六万，每月军饷耗资巨大。

“江南大营人马虽众，却从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南方富裕省份协饷，军饷勉力维持。江北大营人马虽少，却从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贫弱省份协饷，‘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

“幸而，江北帮办军务雷以鍼采纳幕僚钱江的建议，在江北水陆要冲设置厘卡，对来往货物课以百分之一的捐税。江北大营得此饷源，不仅足以养兵，还额外募勇数千，士气大震。”

“厘金税征于无形，民不觉也，且细水长流，源远不竭。在商，百里抽一，不关痛痒，可转嫁给买主；在官，则如涓涓之水，汇集成河，积少成多。

“若能广为开征厘税，则可以之养团练，养八旗、绿营。资用既裕，兵气遂扬，长毛、黑旗贼焉有不灭之理？”

咸丰闻言大喜，照彭蕴章这样说，厘金税不花朝廷一分一毫，却能养兵百万，实在是个顶好的办法。

满清重农抑商，对商税亦不重视。彼时，朝廷商税收入较低。开征厘金，正可在商税上做文章，补充地方财政，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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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厘金流毒甚广，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第一，厘金属于地方税。地方督抚开征厘金，相当于掌握了地方财政权。权力此消彼长，地方有了财权，中央权威必受损害。从此外重内轻，地方尾大不掉，国家便有亡国的风险。

在此之前，清朝财政权统归于户部。譬如，调拨军饷，通常由各省把军饷解交至户部，再由户部统筹使用。

浙江巡抚黄宗汉建议推行协饷制度，各省直接把银子解交给清军江南、江北大营。这固然有助于提高效率，减少胥吏从中克扣，却也在无形中削减了中央的财权。

如果地方督抚再能开征厘金税，手上有了钱，底气陡增，岂不具备了与中央叫板的实力？

华夏一直都有集权的传统，一旦地方坐大，中央式微，国家必将四分五裂，甚至于亡国。

太平天国如此，满清亦是如此。

清末时，朝廷已经注意到厘金的危害，要地方把厘金收入交归中央，各地督抚都明里暗里抵制。

厘金收入是笔糊涂账，全在地方督抚一手掌握。交或者不交，交多少，都由督抚说了算，朝廷已经无力控制了。

庚子事变时，东互各省互保，不奉王令，反把慈禧的宣战诏书说成是乱命。慈禧对此无可奈何，事后反而要夸奖东南各省督抚。这正是中央式微、地方坐大的表现，亦是亡国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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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厘金对华夏工商业打击极大，传统手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外国商品倾销中国，中国民族资本一蹶不振。

厘金是重复征收的，这个关卡征过了，下个关卡仍征。所以，厘金税率虽为百分之一，但重复征下来，税率常达百分之十以上。

而厘金由各地自行开征，税率、税制较为混乱，征税额度更是一笔糊涂账。地方督抚都有任期限制，在任期间肆意征税，全然不顾长远，更不顾大局。

这就推高了华夏手工业商品的价格。

洋人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获得了关税特权，洋税进口关税最高才百分之2.5，进关之后各地不得再对洋货征税。

从此之后，洋货物美价廉，国货商品价格一再上涨。此消彼长之下，洋货击败国货，占领了国内各个市场。

可以说，厘金是培养军阀、倾销洋货的温床。直至1931年，民国国民政府开展税制改革，才废除了厘金制度。

但在彭蕴章那个年代，大臣们并无这种见识。即便是曾国藩，亦对厘金制度大加赞赏，湘军对厘金制度亦极为依赖。

咸丰帝正为钱的事发愁，眼见厘金可行，欣然接受了彭蕴章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