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姐姐去邻县当了老师，妹妹还在读书，而我在家待业。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街道动员知青下乡也是紧锣密鼓。

按照政策，一个家庭只允许留一个孩子在身边，也就是说，我和妹妹必定得有一人下乡去。

我自己稍稍衡量了一下，结论很明显：按年龄、论体力当然非我莫属了。

当我把这想法说给爸妈时，却得到了明确的拒绝。

爸妈告诉我，已经给我办了留城手续，并且正在帮我找工作，下乡的事等妹妹毕业以后再说。

爸妈的话让我很感动：他们明知三个孩子一个都不下乡是不太可能的事，却明确表示先将我留下，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一直以来，我以为在三个孩子当中，我是不被重视的那个。可现在看来，父母同爱我的姐姐、妹妹一样也爱着我，他们有几个孩子都想护着！

那一晚临睡前，我躺在爸妈身边，感觉幸福极了。但同时，我也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了一下：他们都是领导干部，每天在单位布置工作，其中很可能包括动员子女下乡的任务，如果自己的孩子一个也不下去，他们说起话来该是多么没有底气呀。我暗下决心用力所能及的方法让他们早日卸下这份重负。

正巧，县里举办下乡青年动员学习班，要求所有待业青年必须参加。

爸爸很轻松地转达了矿里的通知，随后对我说：已经定下你留城了，参加学习班不过是带头表示一下，不要有任何压力。

学习班里好像真没压力。只是有人念了一份动员文件，然后就是打扑克。

但想出门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个面色温和的人拿了一份表格守在门口，对我们不停地念叨：报名下乡的人填上表，立刻就能回家，不报名的对不起，就在里面玩儿吧，等到什么时候学习班结束那谁都不好说呀！

有性急的人眼看拖不过去就放下扑克去登记，果然马上撤离了。

由于记着爸爸的嘱咐，开始我没动。但拿名册的人忽然像卖东西一样吆喝起来：“哎，这个最好的大队，还有五个名额！”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人站起来了。过一会儿，传出又一声吆喝：“就剩两个了，过这村可没这店儿了！”

同样是下乡，当然该选个好地方呀！我根本没听清那地方叫什么，就十分信任地冲上前去报了名。

我进学习班后，没有任何与家里联系的方式，父母很是放心不下。但这么快就回来也让他们很意外。听说我报了名，妈妈一下子就“炸”了，冲我吼起来。

爸爸没吭声。

那一晚，我家出奇地安静。

很快，遍布县城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爸爸的名字，表扬他坚决支持已经留城的女儿上山下乡，是待业青年家长的好榜样。

这下爸妈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为我做被的时候，姥姥正好在我家里。妈妈边做边抹眼泪，时而抬起头来满含怨气地盯我一眼。姥姥笑着点她：这不跟你当年离家出走一样吗？

姥姥的话为我解了围，妈妈的态度顿时缓和下来。

想当年，妈妈从地头出走参加解放军，可是比我突然得多，并且从此失去联系很长时间，那姥姥的心情岂不是更糟糕。

我偷偷笑了：难道这事儿也有遗传吗？

1974年5月的一天上午，县城文化宫大院彩旗招展、口号阵阵、锣鼓喧天，那是在为我们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开欢送会。

我作为代表站到主席台上，由高中学校校长亲自为我戴上大红花，他还与我亲切握手，称赞我是学校的骄傲，希望我到农村以后也能大有作为。这让我十分激动，都来不及在人山人海前产生紧张情绪了。

中午回家吃罢饭，我只拿着纸红花独自欣赏与回味了一阵儿，完全没有顾及爸妈的感受。

下午仍在文化宫集合，一队迷彩色的军车分别把知青送到乡下。

出了大门口车子就分散开来，只有我乘坐的这一辆朝我所报名的大队驶去。

爸爸将他从部队带回来的弹箱改造了一下，装上一个钌吊，还从有可能几个箱子摞着的角度考虑，特意做成侧拉门。

路上，专门跟车来送我的爸爸一再叮嘱具体事项，我一一点头应是，但并不清楚爸爸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仔细。

又一阵锣鼓声在村头响起，原来到达目的地了。

我笑着说：今天光听到敲锣打鼓的了。

爸爸帮我把木箱提下来，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就被叫上了车。

我还没和爸爸说“再见”，车就向前开动了。

我和爸爸都使劲挥手，不一会儿车子就不见了。

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一片茫然，眼眶也跟着酸痛了。

不过，还没容眼泪流出，我们三十多个知青就被热情的村民包围了。

慈祥的大队长大叔当场发表了真挚热情的欢迎词，年青帅气、主管知青工作的民兵连长辛大哥把我们领到集体宿舍。

这是一片专为我们盖的新房。食堂、厨师都已配齐，还划分了一块长势正旺的菜地。

按照名单和男女比例，全体知青被分成六个小组，对应六个生产队。

为了保证饭食符合我们的胃口，辛大哥要求各小组自选一名组长、一名伙食委员。

我们两男、两女被分到第五生产队。

我们聚到一起，选出一位男组长，随后组长指定我为伙食委员。

接下来，专职伙食管理员召集六个伙食委员开会，简直让我受宠若惊：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担重任哪！

宿舍分配好，新的农具一件件竖到墙边。

晚饭吃得很好。利索的厨师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做了好几样饭菜任我们挑选。他和蔼的笑容、爽朗的话语让我们宽心，那饭菜的香甜感觉比家里的还好吃。

这是我们离开家的第一天下午，一切新鲜又开心，我们很快适应了大队领导下的这个知青大家庭。

第二天，我们五队知青被队长领着去生产队报到。走了一路，遇到好多乡亲，都热情地和我们队长打招呼，而且还很随意地和我们聊上几句，最后那句话通常是：有空来家串门啊？

听他们的语气，仿佛把我们当成了尊贵的客人，又像是阔别多年的朋友，总之让我们的心情很是愉快。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真诚。他们对知识青年的信任与爱护，让我们特别温暖：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嘘寒问暖；从哪家门口路过，都有人相邀屋里坐；不管进谁家门，都会像对待宾客一样让出热炕头，还会把花生、瓜子、白薯等农家土特产品端到我们眼前。

每次回家我都是神清气爽，笑呵呵和爸妈学说一通。爸爸、妈妈紧张的神色立刻舒展开，也跟着我笑起来。

果真如报名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大队效益特别好，一个工值能分一元二角钱，这在当时很了不得。因为有的大队只有一角多，个别的还得在分粮食时往里交钱呢。

我们生产队是按照个人的劳动量集体评工分。男知青被评为九分，我们两个女知青是七分。

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队里集合，干一阵活儿再吃饭。上午、下午出工听队长敲钟，也就是用一把小铁锤敲大树上挂着的一段铁轨，社员集合后听从队长安排农活，晚上再到队部记工分。

过年、五月节、八月节是分红的日子，就是根据记工本上的工分计算出分值，再按照效益分现金。

每次都能分到一百多，有时甚至二百多，这在当时来说可是挺大数目的，我牢牢攥在手里，步行十里地拿回家交到妈妈手中。

妈妈说要给我存下。我大方地说：不用。于是妈妈带我到裁缝铺去做衣服。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只要爸妈不追究我当初私自报名下乡的事就知足了，没想到还能为家里做贡献，真是太开心了。

秋后，我分到六百多斤粮食，愁得我不知如何才能运到家。

爸爸借来一辆驴车，边赶边与我聊天。进城后，我们先到粮站把玉米卖掉。爸爸把钱和粮票都交给我，一年的伙食费还有富余呢。

粮食拉到家，让我特有成就感。西墙根一溜口袋都装着新打下来的粮食，六斤才抵一斤的白薯堆在屋中间有半人高，我和姐、妹围圈追着跑。

大队对我们的爱护与照顾始终如一，我们也尽自己所能付出劳动。后来，我们这个知青点被评为地区级先进单位，点儿长黎姐还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