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大和九年（85）的朝廷处于乱象纷呈、动荡不宁的状态。
由于胶结难解的牛李朋党之争，近几年来朝廷执政大臣走马灯似的调换着，而更关键的是，两个善于投机的野心家钻了空子，一时掌握了朝廷大权。
这两个有野心的投机家，一个叫李训，一个叫郑注。
先说李训。《旧唐书·李训传》描写他的形象和为人是：“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宝历中，从父（即本家叔父）逢吉为宰相，以训阴险善计事，愈亲厚之。”外貌的魁伟和心术的险毒，是李训的特点，也是他混迹官场的资本。这里提到跟他亲厚的从叔李逢吉，曾在唐敬宗宝历初年任宰相。史称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是个品格低下的佞人，为谋权固位，专门勾结宦官，与贤相裴度作对。他在朝中有一批爪牙，人称“八关十六子”，是些“朝士代逢吉鸣吠者”，李训当时名叫李仲言，正是“八关十六子”之一。后来因李逢吉谋害裴度之事败露，“逢吉之丑迹皆彰”，李仲言等人因此被论罪长流。①幸遇大赦，仲言才得归来，改名李训，仍旧依附逢吉。逢吉不甘失去相位，李训便策划阴谋，力助其东山再起。
“时逢吉为留守，思复为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愤郁不乐。训揣知其意，即以奇计动之。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以为然，遗训金帛珍宝数百万，令持入长安，以赂注。注得赂甚悦，乘间荐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药术，训之《易》道，合荐于文宗。”
《旧唐书·李训传》的这段记载，简洁地叙述了李训再度为逢吉谋划之事，同时就把李训、郑注的勾结从源头上讲清楚了。由于时任神策军中尉的大宦官王守澄的力荐，也由于李训能言善道，唐文宗很快被他迷倒，将他“自流人补四门助教”，不几天，又升他为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宜令侍宸扆，终不听。”李训就这样成为唐文宗亲信的近臣。
再说郑注。他也是一位有异才的阴谋家、野心家。《旧唐书·郑注传》说他“本姓鱼，冒姓郑氏，故时号‘鱼郑’，注用事时，人目之为‘水族’”。他的出身低微，甚且可疑（传说他的父亲是个牛医）；人长得也不争气，矮小黑瘦，还有点近视，加上从事的又是暗秘猥琐的营生，故在社会上很被一般人瞧不起。这从当时人赠他的两个外号和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便可知晓。然而，他又确实有点足以唬人诱人的小本领，就是颇通医药，能“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那些肾虚体弱而又贪图享乐和长寿的达官贵人被郑注的灵丹妙药和花言巧语哄得开心，往往将他辗转介绍给友好。一来二去，郑注认识了大宦官王守澄，并取得王的信任。有了这个靠山，他便“昼伏夜动，交通赂遗，初则谗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图进取，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凑其门”。郑注竟反过来成了这批达官贵人争相结交的香饽饽。有御史上书弹劾，文宗皇帝不但不予理睬，相反还升他的官，任他为太仆卿、御史中丞，很快又任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
“时李训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侧，讲贯太平之术，以为朝夕可致升平。两奸合从，天子益惑其说。是时，训、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
这是《旧唐书·郑注传》的记载，史官笔下对李、郑二人的贬意明显流露。
李训、郑注正是利用唐文宗痛恨朋党之争，尽可能地以各种理由把牛李两党人物驱逐出朝，以便自己独揽大权。他们的目的在皇帝和宦官的支持和配合下达到了，而他们为两党人物所共同嫉恨，也就在意料之中。
然而，唐文宗重用李、郑是另有打算的。原来，晚唐宦官专权愈趋严重，已成他的一块心病。他自己虽是由宦官拥立才得帝位，①但宦官对他的挟制操控，又使他深感屈辱和威胁。他明白，自祖父宪宗皇帝以来，宦官专权已呈尾大不掉之势，到了能够废立皇帝的地步。他还隐隐听说，宪宗就是被宦官害死的，那弑逆者、中官陈弘志至今还在襄阳监军任上逍遥，可以说是大仇未报。而自己身边那群手握兵权的大太监们，别看他们今天表面上恭顺勤谨唯唯诺诺，一旦变脸，要取自己性命不也是易如反掌？所以，他总想找到靠得住的朝臣，铲除那些权重欺主的宦官。
宦官制度与后宫制度孪生，是中国专制皇权制度下最黑暗最丑恶的一个角落。宦官作为被残害的无性人，给皇帝后妃提供贴身服务，他们的身份本是奴仆。但奴仆既要服侍主人，也有挟持主人，甚至爬到主人头上的可能。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更是几乎不免。所以，自汉朝以来，宦官专权就成为专制王朝难以避免的一大政治痼疾。既离不开宦官的服侍，当然就不想也不可能彻底取消宦官制度，但又不愿被宦官所左右，甚至很想铲除挟主弄权的大太监。不少皇帝内心都是如此。唐文宗也不例外。
此前，他曾信用过宰相宋申锡，想让他设法联络外廷朝臣去除宦官。
宋申锡是个正人君子，受命后认真进行，虽然已是相当机密谨慎，可惜用人不当，谋划还是被泄露。宦官王守澄察觉后先下手为强，派人栽罪构陷，说宋申锡勾结漳王谋反。文宗昏愦，本来就忌怕他人篡位，此时听了谗言，不辨忠奸，竟不听众朝官的苦谏，不经审判，就贬死了漳王和宋申锡。事后醒悟过来，才知上了当，十分后悔。
这次他让李训、郑注重谋除宦事宜，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夤缘宦官爬上来的，郑注更是上次陷害宋申锡的谋主，称得上是王守澄的死党。现在他们攀上皇帝这棵大树，反过来去谋杀宦官，应该是宦官们没有想到的。而且李、郑善于阴谋，由李、郑暗中布置，该是万无一失。
唐文宗知道，此事必须万分小心，王守澄，还有仇士良这些大宦官，凶狠霸道无法无天，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宫里宫外都是他们的人，弄得不好，自己的性命难保。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李训、郑注了解文宗的心理，就一步步地做起来。先拿几个曾为牛党李宗闵谋取相位的宦官开刀，可谓一石数鸟，锋芒小试。
大和九年（85）八月，利用宦官内部矛盾，将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等三人“锢身递送”，就是枷锢囚禁、押解流放，三人分别远去驩州、象州、恩州，随后又追令赐死。
接着对付弑逆宪宗的陈弘志。一纸命令调襄州监军陈弘志进京述职，走到青泥驿，早有人等在那里，“封杖决杀”了事。
然后轮到王守澄。先调离右军中尉岗位，任以虚职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将其架空，继而“赐鸩杀之”。
唐文宗看李、郑二人对早先的恩人王守澄都敢于下辣手，而且都取得成效，心想：这回清除宦官有望成功了，对二人，尤其是出身士族、相貌堂堂的李训，更是格外信用。“训愈承恩顾，每别殿奏对，他宰相莫不顺成其言，黄门禁军迎拜戢敛。训本以纤达，门庭趋附之士，率皆狂怪险异之流，时亦能取正人伟望，以镇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训以致太平者，不独人主惑其言。”①
大和九年（85）十一月，诛杀宦官的步骤加紧了。李训精心布置人手，将拱卫京师的邠宁、太原等节度使换上自己的亲信郭行馀和王璠，又让他们在京招募士兵并率兵暂留京师。让京兆少尹罗立言代理京兆尹职权，让韩约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每日上殿报告平安，总之，把住了几个关键岗位。
这里唯独不见郑注。原来“训虽为郑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托以中外应赴之谋，出注为凤翔节度使，俟诛内竖，即兼图注”②。瞧，大事未成，两个野心家却已各生戒心。李训先是阻止郑注入相，下一步更要顺手将他除去。郑注当然并不知道这些，因为凤翔是离京师最近的重要藩镇，让他去那里当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与郭行馀、王璠共同拱卫京师，正可解释为对他的格外重视。
经过紧锣密鼓的布置，箭已搭在弦上，皇帝朝臣合谋的诛杀宦官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了。以下我们参照《旧唐书》的《李训传》《郑注传》及《资治通鉴》本年纪事简述甘露之变的经过。
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是个朝会的日子。清早，文宗御大明宫紫宸殿。百官上朝，陆续站定。此时，本该由金吾卫的大将（相当于卫戍区长官）报告“平安无事”。但今天很怪，上任不久的韩约不报平安，却上奏道：
“金吾左仗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昨夜有甘露下降，这是上天恩赐的祥瑞，特来报告。”
说完就蹈舞再拜一番。上朝的宰相闻听此言，便率领百官在墀下称颂祝贺起来。
李训进奏道：“甘露降祥，陛下最好亲临观看。”
文宗同意。于是百官退班，文宗乘软舆由太监们抬着，出紫宸门，来到靠近金吾左仗的含元殿。百官重新列班后，文宗命宰相率中书、尚书两省官先去察看。李训等人去了好久，回殿上奏：“臣等看了，似乎并非真的甘露，不敢断定。”
文宗问：“那么，是韩约妄报吗？”
于是再派左右军中尉与众内官前去查察——注意：这次去的都是宦官各级头目，也就是文宗和李训处心积虑想铲除的重点对象。
计划的前半截进行得有板有眼，如果下一步顺利，那些宦官头目就会在左金吾仗院子里被早就埋伏好的士兵一网打尽。
这边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人刚走，留在殿上的李训就开始动作了——然而，问题也暴露了。
李训宣王璠、郭行馀上殿受敕，谁知王璠紧张得浑身发抖，迈不了步，只有郭行馀拜于殿下。李训知道他们带来的几百个兵士都在丹凤门外，于是派人让这些兵士进来。谁知又出了差错，结果只有王璠的兵进来了，郭行馀的兵却不见踪影。
再说去左金吾仗院视察甘露的仇士良等人，突然发现陪同的将军韩约神色异常、脸红流汗，奇怪地问：“你这是怎么啦？”
话犹未了，一阵风过，吹起帘幕，暴露出幕后埋伏着许多手执兵器的兵士，再一听，还有兵仗相碰撞的声响。仇士良等人何等狡猾机警，惊骇之余，立刻明白左仗院内有伏兵，伏兵干吗？联想今日一系列反常迹象，啊，岂不是要擒杀自己吗？于是迅速掉头退出，此时看门人想关上大门，被士良呵斥阻止，士良一伙朝大殿狂奔而去。
仇士良一伙汹汹上殿，高呼：“有人谋反！”
唐文宗佯装不知，还想拖延时间，李训知道大事不妙，惟有拼死一搏，便站在殿上大呼：“金吾卫士上殿来，保护皇上，人赏百千！”
就在金吾卫士乱哄哄准备上殿之时，仇士良对唐文宗说：“情况紧急，请陛下入内！”
他手下的太监们不由分说把文宗往软舆上一放，打碎殿后的罘罳（音复思，用以隔断殿内外的木制屏风），抬起来就往后跑。
李训一看这情景，也顾不得宰相的体统，拉住软舆，大叫：“臣奏事未完，陛下不得入内！”
太监们人多力大，李训哪里拉得住乘舆，只得一面叫，一面手攀乘舆跟着文宗奔跑。
仇士良大叫：“李训反了！”
文宗在软舆上嘟囔：“李训不反。”
这时，被李训招来的兵士大约四百多人，已冲到殿上。他们是奉命来杀宦官的，而宦官没有防备，顿时被追杀得鬼哭狼嚎，四处逃散，血溅大殿，死伤一片。
但是抬着文宗的太监们，在仇士良指挥下并没有停下脚步，李训也仍然攀住乘舆跟着跑。下了含元殿，前面就是宣政门了，李训身边已没了跟从的人，只剩他一个人死不放手。
唐文宗觉得这也太不像话，瞪出眼珠大叫“放手”——也不知他是叫李训放手，还是叫太监放手。一个叫郗志荣的壮大太监乘乱对准李训胸部猛击一拳，李训仆倒在地上。
说时迟那时快，载着文宗的乘舆过了宣政门，进了东上门，大门随即关上。群宦竟然高呼起“万岁”来。大概一来是因为自认护驾有功，一来明白，在这场针对自己的变故中，既逃过了杀戮，又掌握了皇帝，自己是赢定了。
李训被撂在宣政门外，爬起来一看，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现在是该自己脚底抹油的时候了。他找到一个下级官员，脱下自己的袍服，换上他的绿衫，乘乱骑马离开尚未关闭的宫门匆匆逃命去了。
其他几个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事前毫不知情，见宫廷乱起，不明就里，都聚集到中书省。有下属来问，他们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回事，皇上马上会召见我们，开延英殿议事，各位还是先请回去吧。”于是百官大多留在宫里各部各司等候消息，只有极少数人离宫而去。
那边和唐文宗在一起的仇士良等人，从事态的发展、特别是文宗和李训的表现上，已经悟出，今日之事，李训应是主谋，但文宗必是知情的，他实乃李训的后台。因此，到了平安地方，仇士良等人便口出怨愤语，对皇上大为不恭。文宗在他们掌握之中，竟是敢怒而不敢言。
当然，宦官们虽是怨恨皇帝，一时毕竟不敢胡来。但胸中这口恶气总要泄出，他们手中的神策军劲旅岂是吃素的？于是，仇士良令副使二人各率禁兵五百出东上门“讨贼”。
此时，宰相们在中书省等候已久，正准备到政事堂“会食”，也就是用工作午餐。突然有小吏来报，说是有兵从内出，逢人便杀，极为恐怖。
王涯等人莫名其妙，却也逃命要紧，哪里还顾得上吃饭，各自寻路狼狈出走。可怜两省各部各司及一般金吾吏卒直到禁兵杀到才知大难临头，纷纷逃窜，已是晚矣。众人朝宫门口奔去，宫门早已关闭，关门打狗之势既成，死于刀下的有六百多人。
仇士良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在宫内诸司大索贼党——好端端的大明宫里，哪来的贼党？这不过是大开杀戒的借口而已。然而，就这样，诸司吏员守卒，甚至那些因酤贩杂务而入宫的商人百姓也统统遭殃，又一千多条人命没了。“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唐王朝的中枢，庄严神圣的大明宫里就像是发生了一场战争！
这还不算。王涯没逃多远，落入禁军手中。仇士良亲自严审。王涯年老，挨不过拷打，手书反状承认谋逆，这一来，仇士良算是拿住了真凭实据。于是继续搜索贼党，李训、郑注和那几个宰相以及王璠等人既然都还没有抓住，那就还得追捕。于是，几路骑兵出城去追，长安城里，更是挨家挨户地搜！
至此，文宗主使、李训策划的锄宦阴谋演变为祸及长安全城乃至近郊的恐怖大屠杀。
禁军到处在抓人杀人，他们借了“追索叛逆”的口实无法无天，任意横行，除了与甘露之变沾边的绝不放过，加上株连九族的滥杀无辜以外，他们特感兴趣的是那些久已垂涎却无从下手的豪门富户。我们根据《资治通鉴》所载，便可见到如下情况：
被杀的有现任宰相四位，即王涯、舒元舆、贾、李训。其他官员则有郑注、王璠、罗立言、郭行馀、韩约、李孝本等，算是与事变有关的，不但本人被杀，而且株连九族。还有许多无辜者，如李训的从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郑注的部下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判官卢简能、萧杰，王涯的再从弟王沐等等，更不必说那些在事变中死于乱军的官员与平民百姓。最恐怖的是对王涯等执行死刑时，竟强令百官临视，以达到杀鸡吓猴的目的。至于被株连的，王涯等十一家“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还有就是因家富而被破的。“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巨富，禁军利其财，托以搜贾，入其家，执其子溵，杀之。又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鐬、翰林学士黎埴等家，掠其赀财，扫地无遗。”
长安城里本有一批地痞流氓恶少年，平时尚且喜欢斗殴闹事，政局**更给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他们“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①宫廷阴谋造成了流血事件，进而发展为社会**，给平民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
甘露之变以诛除宦官为初衷，但遭宦官反扑，大权在握的神策军两中尉不但未受制裁，反成平定叛乱的有功之臣。唐文宗虽未被废，但进一步被宦官控制。“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②
直到第二年，即开成元年（86），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问王涯等究竟是何罪名，指控：“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并表示：“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①
强藩的效忠和呼吁使文宗的腰杆稍硬，宦官也才有所收敛，宰相们也才稍稍敢于执政。
李商隐在甘露之变发生时不在京师，所以并未亲眼目睹事变时的惨状。但如此大事，消息不胫而走，李商隐很快就听说了。
开成元年，他获知进士科试照常举行的确切信息后，早早赶到长安，为的就是可以有时间多了解一些情况。
才几个月不见，长安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李商隐没有想到的。
他独自行走在长安的大街上，踽踽踅过那些由禁卫军把守的巍峨宫门；独自行走在长安东西两市和熟悉的里坊小巷，惊奇市井萧条一至于此，百姓的惶恐不安至今不减。他又转悠到往日士子们爱逛的景区曲江池、乐游原一带，那里的冷清衰飒，更使他感受到事变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他一路看一路打听，终于对甘露之变的过程和当日的恐怖情景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并由此联想到大唐王朝的现状与未来，使他忍不住要效仿前辈杜甫，唱出兼具史家裁断和诗人心怀的悲愤之歌。
就在这一年进士考试的前后，李商隐写出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几首诗歌，它们形成一个系列，既在他的创作史上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也给唐诗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