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不让人啊！虽说距离右路军过草地还不到一个月，可是“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下级指战员，每逢遇到困难，或者万恶的草原又吞食了战友的生命的时候，禁不住地骂上几句，把一切都归罪于一方面军的身上。

龙海是一方面军的战士，穿着与四方面军不同的军服重涉草地南下，心里是迷茫困惑的。他基于对一方面军的深厚情感，绝对接受不了来自四方面军的这种责难和辱骂。开始，他认为自己倒霉，只身留在了四方面军中，一张嘴说不过那么多的人，只好独自生闷气，一声不响地跋涉在草地中。当这责难声不绝于耳，又似乎是专说给他听的时候，压在他心头的怨气和火气越来越大，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清晨，团团的雾气在草地上缓缓地滚动着，太阳懒洋洋地从地平线下探出头来，立刻又钻进浓雾中去了。龙海随着南下的人流，沿着熟悉的草地无声地走着，暗自揣度着红军分家的原因。突然，一阵啜泣声传入耳中，他抬起头，看见姚秀芝跪在一块木牌前，伤心地哭泣着。她的身旁，是一具卧倒在地上的马的骨架，他就像是受了电击，惊呼了一声“老马同志！”迅速跑出队伍，扑通一声跪在了姚秀芝的身边，止不住地放声号啕起来。

龙海望着“红军战士老马之墓”的木牌，伤心地哭着。突然，木牌变成了老马，似在向着他微笑、点头。瞬间，他又想起了一个月前，为了一点活命的口粮，握紧手枪，寻找老马算账的往事，他禁不住地号啕着说：

“老马同志！我对不起你啊，你为了同志能走出草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是我这个糊涂蛋呢，还把你当成了自私鬼。”

龙海可能是太悲哀了，他觉得伫立在面前的老马收起了笑靥，神色变得异样严峻，似乎又听见老马在说：

“龙海同志！不要难过，只要是为革命献身，灵魂就是永生的。请告诉我，你和秀芝同志为何又来到了我的墓前？霍大姐和彤儿又去向何方？”

龙海无法回答老马的问话，只有更加悲痛地哭着。他又看见老马发怒了，他负疚地说：

“老马同志，别生我的气吧，我真的不明白啊！”

忽然，龙海发觉身旁的哭声终止了，原来是姚秀芝哭昏了。他急得喊：“姚老师！你醒醒……”

这时，同行南下的四方面军的同志，相继停下脚步，围拢过来。有的望着“红军战士老马之墓”的木牌，慢慢地摘下了军帽，沉痛地低下了头；有的焦急而又小声地呼唤着姚秀芝的名字。

姚秀芝慢慢苏醒过来，她悲痛地说：

“老马同志，还有我们的无言战友，你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同志们胜利北上了，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霍大姐他们会来祭奠你们的。可是，如果我倒在了这茫茫的草地上……”

龙海听了姚秀芝这剖心的自语，脑海中的疑团在急剧地翻滚着，他低沉地问：

“姚老师，实话告诉我吧，霍大姐他们北上，对吗？”

“对！”

“那我们这次南下呢？”

“错了！”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族的敌人在北方，那里的老百姓都快当亡国奴了！”

“照这样说，老马同志的死……”

“是有价值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支持了红军北上。”

“如果我们死了呢？”

“那是很可悲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献出的鲜血和生命，是支持红军走错误的道路。”

“胡说！”

突然，一位围观的四方面军的下级指挥员大吼一声，随之，站在四周围的几十个战士勃然大怒，七嘴八舌地大声喊着：

“胡说！胡说！”

龙海一看，周围的人，有的瞪着眼，有的叉着腰，有的甚至紧紧地抓住了枪柄，慢慢地缩小着包围圈。他怒睁双眼，咬住嘴唇，瞪着向他走来的人群，大呼一声：“来吧！”倏地从地上跃起，活像是一个准备摔跤的竞技运动员，双腿叉开，造成一个骑马蹲裆式，上身前倾，双手死死地按在大腿上，两只燃烧着火焰的大眼睛，似乎在警告对手：

“来吧！老子从小就不怕打架。”

气势汹汹的围拢的人群被镇住了，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愕然望着龙海这拼命的架势，都不知该如何是好。顷刻间，草地上的空气凝聚了。

姚秀芝清楚事态发展的严重后果，她踉踉跄跄地扑到龙海的身边，怒吼着下达了命令：

“不准胡来！有问题请领导解决！”

龙海满腹的怒火已经烧起，绝不是姚秀芝这样一吼就能扑灭的。他猛地伸出右手，轻轻地一拨拉，姚秀芝倒退了几步，险些栽倒在地上。他依然摆好决斗的架势，像头暴怒乖戾的狮子，瞪着四周惊慌失措的人群，大声挑衅：

“来吧！我不会骂人，只会用拳头说话！”

“龙海！你不能这样！”

姚秀芝大声地喊着，抓住了龙海的衣袖。

龙海再次用手一推，毫无防备的姚秀芝急速后退了两步，收脚不稳，摔在了地上。

围拢的人群终于从震惊中醒来，那位下级指挥官嗖地拔出了手枪，大声吼叫：

“听我的命令，立刻把龙海逮捕！”

人群中应声走出两个身高力足的红军战士，几乎同时拔出了手枪，大步向龙海走去。

龙海蓦地挺起胸膛，昂着头大声狂笑起来。持枪来捕龙海的两个战士被笑蒙了，立刻收住了两脚。龙海拔出腰中的手枪，顺手掷在草地上，指着自己的心口窝说：

“开枪嘛，朝这儿打；有种嘛，就扔下枪，咱们赤手对空拳地较量较量！”

姚秀芝一看真的就要火拼开打了，她苦苦地哀求：

“同志们！我们都是亲兄弟，怎么能够为了分家就动刀动枪呢？”

姚秀芝终于感动了大多数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于是，大家把憋在心中的火气，一下子都发泄出来，乱糟糟地说着十分刺耳的话：

“凭什么说我们南下是错的？北上才是逃跑、闹分裂呢！”

“对！北上就是逃跑主义，支持北上闹分裂，死了才是悲哀的事呢！”

“就是嘛，用鲜血和生命支持北上，一点价值也没有！”

“说得完全对！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支持南下，那才是有价值呢！……”

龙海听着四周人们大声的辱骂，像是一头被激怒的公牛，蓦地拾起掷在地上的手枪，对着空中“啪！啪！”打了两枪，然后看着震惊不已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发了疯似的吼叫着：

“谁敢再咒骂一句死去的战友，我就用这支手枪和他说话！”

“住手！”

随着一声震天的大吼，李奇伟突然出现在人圈当中。他大步走到龙海的身边，熟练地下掉了他的手枪，然后转身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声地命令：

“立即归队，迅速南下！”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知道这位架桥英雄变成了首长，大家只好憋着满肚子的火气，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三三两两地离开了现场，又迈开沉重的双脚，踏着泥泞的草地，无声地向着南方走去。

李奇伟看着依然好斗的龙海，顿时火冒三丈，严厉地批评：

“胡闹！怎么能随便开枪吓唬同志呢？如若不是在草地行军，我一定要关你的禁闭！”

龙海虽说入伍快一年了，政策水平还是较低的，他认为四方面军的同志辱骂一方面军是错误的，李奇伟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也是不能接受的。当他看见李奇伟头上的那顶大盖军帽，结论找到了：“他原来也是四方面军的啊，难怪他会如此处理这件事！”他转身跪在了老马的墓穴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低沉地说：“老马同志，原谅我吧，不是我不跟一方面军北上革命，是因为救人才掉了队的啊！”他站起身来，二话没说，独自沿着一个方向大步踉跄地走去了。

姚秀芝十分了解龙海，她清楚这个朴直的彝族青年要去的地方，她走到李奇伟的跟前，顾不得记恨那一耳光。她简单地介绍了龙海的情况，近似哀求地说：

“奇伟同志，你赶快去追龙海，他是个彝族同志，要慢慢地解开他心中的疙瘩。”

李奇伟望着远去的龙海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下掉的手枪，一种负疚的感情涌上心头，他大叫了一声“龙海！快站住！”便快步流星地追了过去。

龙海发起拗来，那真是三头粗壮的牦牛也拉不回来。他不听李奇伟的善言相劝，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前走去。李奇伟不了解这个彝族青年，发怒地命令：

“站住！”

龙海收住了脚步，轻蔑地哼了一声，对李奇伟不屑一顾，翘首仰视，看着湛蓝的晴天。

“你为什么不归队？”

龙海轻蔑地笑了笑，漠然地答说：

“这不是我的队！”

“咹？”李奇伟感到吃惊，生气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我是一方面军的战士，不愿归到你们的队里挨骂！”

“岂有此理！”李奇伟气得在原地踱着步子，“那你准备去什么地方？”

“先走出草地，然后回老家，等着一方面军再打回来！”

“啊？你准备开小差？”

李奇伟听后火冒三丈，蓦地收住双脚，真想当即把龙海逮捕，军法处置。瞬间，他又想起了那天护桥落水以后，龙海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江去，把他救上岸来的情景。他自语：“龙海是我的救命恩人啊！”顷刻，满胸的怒火熄灭了，他沉吟了片刻，缓和了一下情绪，很动感情地说：

“龙海同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不会有恶意歹心吧？”

龙海火气未消地点了点头。

“我说的话，总不会害你吧？”

龙海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你就跟着我走好吗？”

龙海缓慢地转过身来，但是当他抬起头，看见李奇伟那温和的目光时，就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扑进了心田，全身感到热乎乎的，暗自说了一句：“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遂深情地点了点头，跟着李奇伟走了。

从此以后，龙海和李奇伟形影不离，一块在草地上跋涉行军。龙海年轻力壮，抢着为李奇伟背行装；李奇伟则从政治上关心龙海的成长，使得这位彝族青年知道了许多革命的道理。龙海视李奇伟为师长，听信他的每一句话，甚至认为自己救了李奇伟也是天意，而李奇伟对龙海的评价却是：

“思想单纯，感情真挚。”

一天夜里，龙海和李奇伟一块在草地上露宿，龙海又听到了责难一方面军的话语，他生气地问李奇伟究竟是谁正确，李奇伟沉思了一会儿，指着满天的星斗说：

“按照迷信的说法，我们这些人都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如果这些星宿理解错了玉皇大帝的旨意，使得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甚至还要自相残杀，你说那该怎么办呢？”

龙海觉得李奇伟说得新鲜，也有道理，他眨了半天眼睛，请教似的说：

“最好的办法，还是请玉皇大帝重新说说他的旨意，你说对吗？”

“对！道理是这样的。”李奇伟说，“红军为什么一个要北上？一个又要南下？原因是我们的党中央发生了意见分歧，作为普通的红军战士是没有责任的。要想根本解决问题，中央必须作个决定。”

“中央什么时候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我想快了！”李奇伟怅然地叹了口气，“到那时，我们执行就是了。”

龙海满腹的狐疑解开了，格外舒畅地哼起了彝家的民歌。不时，他通过篝火的光亮，看见李奇伟依然躺在草地上，继续望着满天的星斗发呆。他暗自说：“一定是想姚老师了吧！”但又感到不对，他想起了出发前的那天夜里他们夫妻吵架的事，又想起了张华男……他开始怀疑霍大姐曾给他说过的这段话：“姚老师和张华男是假夫妻，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才这样做的。姚老师和李奇伟才是真正的夫妻呢！”可是真正的夫妻见了面为何吵架呢？

龙海自认为和李奇伟是生死之交了，就大胆地问：

“你能告诉我你和姚老师的关系吗？”

李奇伟从痛苦的凝思中醒来，感伤地叹了一口长气，思忖了好一阵子才低沉地说：

“怎么对你说呢！咳，长话短说吧，她原来是我的妻子，后来分开了，她又和张华男弄假成真，搞到一块去啦！”

龙海听罢肺都快气炸了！刹那间，姚秀芝在他脑海中的美好的形象打碎了，他所崇拜的军事指挥家张华男也变成了乘人之危的小人！当然，令他更为痛苦的是，他所热爱的革命队伍中，也存在着这样丑恶的事情。他气怒地说：

“打扮得像女神一样的人，也守不住贞节啊！”

李奇伟听后愈加感到悲哀了，他陷入了对姚秀芝爱和恨的情感冲突之中。他突然伸出双手，制止龙海再继续说下去，并言不由己地说：

“别……这样说，她……”

“不是一个正经女人嘛，你干吗为她这样的伤心？”龙海把什么都看得那样简单，气愤之下，竟然大声地指责起李奇伟：“不要这样没出息，丢男人的脸！我们彝族有一句俗话：三只翅膀的孔雀找不到，两条腿的女人有的是！”

“龙海！别这样说，你还年轻啊！”李奇伟蓦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凄楚地：“再说，秀芝她……也不好受啊！”

龙海惊得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难以理解地看着所敬服的李奇伟首长……

姚秀芝的心更是异常的抑郁。

她痛惜刚刚会师的两大主力红军又分裂了。虽说她无力扭转这局面，可她一听到来自四方面军的责骂声，就想到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为此，她真的有点相信天命了，她经常自问：“厄运为什么对我如此厚爱呢！”

她痛惜刚刚会面的亲人是如此的绝情。虽说她不能原谅李奇伟的责骂，可她依然希望与爱人能言归于好，共同迎着坎坷的征途前进。

她想错了，即便是在草地上碰了面，李奇伟也不曾和她说一句话，留给她的却是敌视的目光。

萧瑟的秋风扑面而来，吹动着一望无际的离离衰草，发出了空旷而又单调的响声，令人畏惧得很。姚秀芝置身于红四方面军中，感不到一点点温暖。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她越发抑郁了。

南返的红四方面军终于穿过了草地，在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右路军会合”。不久，“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事情发生在19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址选在一座喇嘛寺庙里，肃穆的庙宇也给会议带来了沉重的氛围。会议当然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织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面对这样一个突然袭击的历史会议，常浩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他每每想起张国焘在会上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的时候，他的耳边就响起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的话声：“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为此，常浩又禁不住地自问：

“张国焘的举动对吗？临时党中央合法吗？为什么连朱德都不支持他呢？”

常浩对复杂的现实理不出头绪，会议上激烈地反对中央的情景又重现眼前，他仔细分辨每个同志发言的要旨，又觉得不无道理，似乎张国焘的行为是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心意，既然是众心所系，那临时党中央的旗帜为什么不能打出去呢？但是，当他欲想表态支持张国焘的时候，徐向前总指挥的形象又伫立在面前，他又情不自禁地问：“徐向前总指挥和张主席共同战斗多年啦，他那天为何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态呢？”他告诫自己：“慎重！应当私下再听听徐总的意见。”

真是无巧不成书。常浩去请教徐向前同志的时候，恰巧张国焘正在和徐向前同志谈话，他伫立在门外，偷听了徐向前同志的这段谈话：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觉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

常浩听后暗自赞同地说：“徐总说得对啊！”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朝着更坏的方面发展了。反对分裂的刘伯承同志，无故被解除了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军大学工作，名为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与此同时，还传说朱德同志受到了软禁……这震撼了常浩的心。为此，他重新估计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毛泽东率部北上的部队不足万人，出川之后，又必然投入到数倍于己的西北军、东北军的汪洋大海之中，很难立住脚，就更不用说建立根据地了；他又认为，张国焘手下的部队有数万之众，立足四川，与川军角逐决无问题。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再不亮明旗帜，就必然遭到新的清洗。他不再犹豫彷徨了，他向张国焘进谏了这样一个计谋：

稳定、发展红军队伍，必须确定张主席的绝对权威，毫不手软地清洗毛派分子。

张国焘欣然同意了常浩的建议，并授以极权，凡是军职以下的干部，不必请示临时党中央，保卫局有权处置。

常浩的职业是肃反，自然懂得反戈一击的威力。他又想到了姚秀芝：她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她能杀个回马枪，对巩固张固焘的领导地位，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当他想到由谁去做姚秀芝的工作的时候，又生气地责骂起李奇伟感情用事，断掉了和姚秀芝的一切联系。然而当他自己想到和妻子离异的矛盾情感时，又十分自信地说：“现在是外凉内热的时候，就是看李奇伟识不识大体了！”待他想好一个完整的突破方案以后，便胸有成竹地叩开了李奇伟的门。

李奇伟早就听到了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风声了，当他获悉张国焘出任“临时中央”主席的时候，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又要临头了。他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恨不得自己能生十个脑袋，长二十只耳朵，把一切风言风语都收集起来。焦急之中他又想到了常浩，希望他能在这位望之生畏、听之破胆的张主席的面前，如实地陈述自己架桥的壮举，永远地甩掉这顶托派的帽子。令他怀疑的是，常浩再也不来造访他了，就是偶然中碰了面，布满常浩脸上的阴霾告诉他：常浩也遇上了难题，自身难保的菩萨是不会发善心、救人命的。随着清洗风声的扩大，他又想到了自己在军中度过的囚徒生活，真是胆也吓破了，每到夜里从噩梦中惊醒以后，他都要虔诚地自语：

“张主席！这次清洗您只要放我过去，我会全心为您效力的。”

吃过晚饭以后，李奇伟独自关在屋里，依然是对着那盏如豆的油灯苦思冥想。常浩意外地推开了他的门，满面春风地走进屋来。经验告诉他，常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已经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坦途。当然他也明白，今日不速来访，也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匆忙站起身来，竭力地抑制住忐忑不安的心绪，笑脸相迎地说：

“请坐，请坐！看你这喜庆的样子，一定是为我带来了新的战斗任务，是吧？”

“是，是！算是被你猜对了。哈哈！”常浩自如地打着哈哈，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

李奇伟一听常浩这惬意的谈笑，自己的一切疑虑顿失。他转身倒了一搪瓷缸子开水，双手捧到常浩的手里，故意掩饰起内心的喜悦，装得十分严肃地说：

“我真是闲够了，快给我个用武的机会吧！”

常浩并没有照直说出自己的来意，先是喝了一口水，故作忧虑地说：

“先不忙谈请缨杀敌的事！告诉我，你和秀芝同志和解了吗？”

李奇伟一听愕然了，多疑地自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再一看常浩那殷切等待他答复的表情，又自作聪明地暗说：“何必对我还来这一套！非关心一下私生活，才显示出领导水平吗？”他冷淡地答说：

“我们还是谈工作吧！一句话，我真想张开双臂，去拥抱党交给的革命工作。”

“不，不！依我之见，在你张开双臂去拥抱党交给的革命工作以前……”

常浩有意地收住了话语，再次把搪瓷缸子举到唇边，小小地又呷了一口水，咂了咂嘴唇，微微地点了点头，似在称道水的味道。

李奇伟一下又变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内心焦急得很，可又不能在这位“老肃反”的面前显露出来。他也装作处之泰然的样子，小小地来了个幽默：

“快说吧，我需要拥抱什么？”

“简而言之一句话：需要先拥抱姚秀芝同志！”

“啊？……”

常浩依然是笑靥不减，但他不再和李奇伟交流情感，装作轻松愉快的样子，望着摇曳不止的灯光，再也没有说些什么。

李奇伟惊呆了。

常浩越是轻松，李奇伟就越是迷茫，他渐渐地感到室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了，再也不能这样僵持下去，遂小声地问：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在谈严肃的革命工作。”

“这叫什么严肃的革命工作？”李奇伟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发怒地说，“不要再和我谈那个没有贞节观、羞耻感的姚秀芝！”

“不对！”常浩用力把手中的搪瓷缸子放在桌子上，水溅出老高，他站起身，非常严肃地说，“我不准你用这样的语言辱骂姚秀芝同志！”

“是她用最卑鄙的行为污辱了我的人格！”李奇伟大声地争辩着。

“胡说！”常浩勃然大怒，重重地拍了一下桌面，他大声说，“你这是用封建的贞操观，在辱骂我们的革命同志！”

李奇伟的灵魂受到了刺伤，他失去理智地大吼着：

“我是堂堂的男子汉，绝不受女人的这种辱没！这不是封建的贞操观，这是在维护我做丈夫的尊严！”

“那好，再见！”常浩愤然地向屋外走去。

李奇伟惊得手足无措。顿时，他又从常浩这反常的举动中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期忍受审查之苦的教训，使他觉得自己这无名火发错了对象。他匆忙藏起久未暴露的本性，快步追上常浩，强作欢颜地说：

“都是我不好，让你生气了，快消消气，我还等着你交给的革命任务呢。”

“在没有和姚秀芝同志和好之前，”常浩又有意停住了话音，片刻，淡淡地说，“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是不能交给你的。”

“为什么？”李奇伟反问。

“不必问了！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到我的住处来，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连同你的任职，一并交给你。”常浩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李奇伟被打入闷葫芦里了，他左思右想，猜不出常浩要他和姚秀芝和好的原因，更不明白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为何又和姚秀芝和好联系在一块？但他一想起姚秀芝和张华男同居的事来，胸中就烧起屈辱的烈焰，一种不共戴天的复仇欲念耿耿在心。他愤然自语：

“这是封建意识吗？不！这是做丈夫的起码的权利。不然，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为何也主张爱情有排他性呢？”

但是，当这屈辱的烈焰暂时熄灭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党中央发生的急骤变化，他猜想也许这要他和姚秀芝和好不无关系，最后，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假如为了维护做丈夫的权利，从而导致重新做囚徒——甚至背着反革命的罪名，永远地倒在革命的征途中，那才是愚蠢呢！

李奇伟实在惧怕囚徒的生活，他很快想通了。这时，常浩说的这句话：“……这项重要的革命任务，连同你的任职，一并交给你。”再次回响在他的耳边。他想，与姚秀芝和好以后，不仅可免于囚徒之苦，而且还能变成一位相当有威望的指挥员，遂又暗自说：

“现在不是维护做丈夫的尊严的时候，我必须把和姚秀芝和好当做手段，去赢得一切。等我的地位确定以后，再收回这种手段也不迟嘛！”

李奇伟满脸的怒色隐退了，但掠过脸庞的却是一种自轻的表情。他毫不迟疑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向着漆黑的夜幕走去。

常浩刚要上床休息，李奇伟一步闯进屋来，常浩像训导小学生那样，不失身份地问：

“想通了？”

“想通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嘛。”

“那好，请坐下谈吧。”

首先，常浩向李奇伟通报了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绘声绘色地讲了与会者拥护张国焘、赞成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的气氛；接着，他专题讲了那天的会议上，一方面军的一位军职干部现身说法，对与会者认识中央错误路线所起的作用；最后，他强调指出，为了确立张国焘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必须要耐心地做工作，启发留下来的一方面军的同志的革命觉悟，主动地站出来向中央的错误路线开火。常浩突然把话锋一转，很有分量地问：

“奇伟同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在李奇伟过着漫长的囚徒生活期间，党中央已经犯过好几次路线错误了，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更换过好几批了，究竟是非功过如何，他无从详知。但他知道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谁执政，都要对下台者发动攻击，许多追随者理所当然地成了打击对象。如今，他于偶然之中摘掉了托派的帽子，为何要为北上的毛泽东等人背过，再戴上一顶拥毛顽固派的帽子呢？为此，他把早已想好的答案端了出来：

“我拥护临时党中央，支持张主席，赞成清算党中央的错误路线！”

“同志！我的好同志……”常浩突然展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李奇伟，非常激动地说，“奇伟同志，你明白了我要你和姚秀芝和好的原因了吗？”

李奇伟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去负荆请罪？”

“我这就去！”

“哈哈！”常浩开心地笑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午夜时刻就要到了，她恐怕早已睡下了，明天再去吧！”

李奇伟有些难为情地笑了。

“怎么样？你也回去睡个好觉吧？”

“好！好！”

李奇伟连声答应着，就是双脚一动也不动。常浩明白了，笑着说：

“看我的记性有多坏！连你的任命这样大的事，都差一点忘了通知你了。”

李奇伟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他习惯地并拢双腿，严肃地听着决定未来命运的任命。

“我和有关部门反复协商，经张主席亲自批准，任命你为宣传部副部长。”

真是喜从天降啊！多年的囚徒，转身变成了副部长，真是比天上掉馅饼还传奇、还容易啊！但这就是现实。李奇伟于惊喜之中又声音颤抖地问：

“我的工作范围呢？”

“一、负责总部的政治宣传工作；二、抓一抓四方面军的红军剧团。”

“可我与文艺无缘啊！”

“不！有缘。姚秀芝是红军中少有的艺术家嘛，你们和好以后，还可以任命姚秀芝为红军剧团的团长嘛。”

至此，李奇伟明白了要他与姚秀芝和好的全部原因，满意地离去了。

翌日清晨，心情沉重的姚秀芝匆匆吃完早饭，欲要和总部女子工兵营外出筹粮，李奇伟春风得意地走进屋来，送给她的是多情的一瞥，接着又含情脉脉地� �：

“秀芝，今天就不要去筹粮了，我们好好地谈一谈，好吗？”

这太出姚秀芝的意料了！

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她做梦都盼着李奇伟回到自己的身边，可他的心是那样的狠，离自己越来越远，致使自己的爱心冷得都快结冰了。正当她认为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却主动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且又是如此笑容可掬地望着她，这使她惊喜过望，手足无措，她为了掩饰这复杂的情感，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小声地问：

“你……怎么来啦？”

“没想到吧？”

“是的。”

“你真相信我会那样的绝情吗？”

姚秀芝不知该如何回答。

“如果就此了结了我们的爱情，岂不是对巴黎公社墙下的婚礼一大讽刺吗？”

姚秀芝的心就像是遭了鞭挞，突然地抖颤起来。

“虽说我们都立下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誓言，这并不等于和封建主义一刀两断了。相反，它还像是一根扯不断的魔绳，死死地捆绑着我们的灵魂。”

姚秀芝无法压抑自己那颗浸透着人生苦汁的心，泪水哗的一下冲开了情感的闸门。

“那天我的愚蠢举动，就是残存的封建主义在作祟。当我冷静下来以后，我真恨透了自己，连向你忏悔的勇气都没有了！”

姚芝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陡然向床铺上一扑，双手捧着脸失声地哭了。

李奇伟从这痛心的哭声中，感到了姚秀芝忍受的全部委屈，也明白这是女人在寻求爱抚的信号。他稍息片刻，就像是演员登台前先酝酿情绪那样，突然猛扑过去，紧紧拥抱着姚秀芝抖动的身躯，一边疯狂地亲吻那遍是泪痕的面颊，一边不住声地说着：

“亲爱的！你真的不原谅我吗？”

开始，姚秀芝不情愿地推着那拥抱自己的身子，随之，便完全失去了力气，只嗫嚅地说着“我也有错处……请你也……原谅我……”最后，她感到浑身的血管无限地膨胀，奔流着沸腾的热血，她微闭上双眼，接受着丈夫赐给的爱。

这时，大街上传来了集合的哨声，姚秀芝睁开双眼，斜视纸糊的窗户，发现一个人影缓缓走过，她急忙哀求说：

“奇伟，别，这样……”

“不！不……”

“大白天不好……”

“没有关系。”

“外边有人。”

“不怕，我们是夫妻。”

“那也要考虑影响……我求求你了……”

李奇伟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理好衣服，十分痛苦地摘下大盖军帽，用力摔在桌子上，旋即往桌面上一趴，竟然哽噎着哭了。

姚秀芝吃力地从床上爬起来，整了整那顶佩有闪闪红星的军帽，望着伏案饮泣的丈夫，一种做妻子的歉疚感打心底涌起。她缓缓地走到桌前，爱抚地摸着他那过早变了色的头发，动情地说：

“奇伟，别这样，从今以后，我什么都答应你。”

“真的？”李奇伟抬起头，用惊异的目光，仰视着多情的妻子。

姚秀芝深情地点了点头。

李奇伟蓦地又抱住了姚秀芝那纤细的身躯，强迫妻子坐在了他的双膝上，随即又送来了狂热的一吻，俨然像是一位胜利者，十分自豪地笑了起来。

姚秀芝理智地离开了李奇伟，不自然地坐在了床沿上，她望着李奇伟那得意的样子，哀怜地自语：“他多像是一棵久旱逢雨的小草啊！”她毕竟是一个久经磨难的革命家了，她懂得夫妻的情爱，只是一时的精神需要，而革命的前途，才是维系他们生存的事业。她低沉地——但又是不容置疑地说：

“我们应该谈谈相互关心的大事了。”

“你说得很对。”李奇伟突然收起了撩拨妻子爱心的表演，十分严肃地说，“我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宣传部副部长，是应该很好地听听妻子的意见。”

“什么？你……出任宣传部副部长了？”

李奇伟看着妻子那惊喜的表情，微微地点了点头，说：

“这，又出你的所料了吧？”

姚秀芝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在她惊诧的这一瞬间，她想了很多。依据李奇伟的能力，革命的资历，出任宣传部长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令她惊疑的是，在党内斗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他这位四方面军的知名囚徒，竟然被所谓的“临时中央”看中了，破例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她预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想到了李奇伟突然来访一定还另有原因。她深沉地答说：

“是有点出我所料。”

“在革命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谁是主宰你命运的上帝呢？”

“革命！”

“革命？”

“对！”李奇伟简单地回述了党的斗争历史，感叹地说，“政治就是这样的无情！昨天的囚徒和主宰者，一夜之间就会把位置颠倒过来。我就是这样丢掉囚徒的枷锁，又被封为宣传部副部长的。”

姚秀芝从他的言谈中，嗅到了一种发霉的味道。但她认为丈夫在受迫害中悟出一些消极的道理，也是情有可原的。她为了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又笑着问：

“部长大人，我都快变成政治盲人了，快给我通报一下情况吧！”

李奇伟就像是一个倒买倒卖的政治商人，把常浩通报给他的内容，又添枝加叶地复述了一遍。最后，他又严肃地说：

“现在，党处在了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处在了关键的时期。”

姚秀芝听后心如乱麻，理不出个头绪；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光明。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继续听李奇伟慷慨陈词：

“一方面军的同志，纷纷反戈一击，为批判中央的错误路线，为确立张主席的领导地位，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你是一方面军的知名囚徒……”

“而且还深受其害。”

“对，对！如何把你打成托派，当做囚徒押着长征的历史说出来……”

“将是一发很有说服力的炮弹。”

“完全正确！你控诉了中央错误路线以后，领导答应委任你为红军剧团的团长。”

姚秀芝渐渐地从忧虑变成了愤怒，为了彻底揭开李奇伟的面纱，又理智地把怒火压下去，有意半开玩笑地说：

“你赞成开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党籍？”

“我不赞成可以吗？”

“你同意成立临时党中央？”

“我不同意有什么用？”

“为什么？”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你不会开顶风船吗？”

“那……我这只破船只能被革命的风浪打翻，再次充做红军中的囚徒！”

“难道连真理都不要了吗？”

“我并不知道谁代表了真理，只能做一名识时务的俊杰！”

“看来，你这个副部长的衔，也是向张主席表忠心换来的吧？”

“那是自然！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我带头向中央发难，仅给个红军剧团的团长，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好说，好说……”

“哈哈……”姚秀芝突然大声狂笑起来。

李奇伟被笑蒙了，他大为惊诧地问：

“你……笑什么？”

“我笑你太卑鄙！”随着大声斥责，啪的一声，姚秀芝又重重地打了李奇伟一记耳光。

咣当一声，屋门打开了，常浩怒气冲冲地走进屋来，看着双手捂脸的李奇伟，严厉地下达命令：

“捋掉她帽子上的红五星，关她的禁闭，立即进行审查！”

4

李奇伟十分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在室内飞快地踱着步子，不住声地骂着“顽固不化的毛派分子，活该当反革命”。可是他一想到常浩的谈话，愤怒的情绪又变成不安的忧虑。他是一个党内角逐的受害者，从残酷的斗争中悟出了这样的理论：所谓的上层路线之争，是少数人的权力再分配，真正受害的是平民百姓，只有那些看风使舵的人，才会从这权力角逐中捞到好处，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他认为自己这次是瞅准了机会，拥护“临时党中央”，支持张国焘是决然不会错的。眼下只有做好姚秀芝的工作，才能在张国焘的眼里改变形象，才能步步高升。然而，他一想到如何才能改变姚秀芝的观点时，那挨过打的面颊就火烧火燎的疼痛，心中将要熄灭的怒火，腾地一下又燃烧起来。

既然把政治看做是社会中最大的赌博，还有什么不能拿来为其政治服务的呢！李奇伟一俟想通之后，便唤来了龙海，亲热地说：

“我出任宣传部副部长的事听说了吧？”

龙海惊喜地摇了摇头。

“昨天下的命令，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李奇伟缓缓地站起身来，从他说话的口气，到一举一动的架势，都很有些官气了。他踌躇满志地说，“根据工作的需要，我身旁必须有一名警卫员，不知你……”

“我愿意，十分愿意……”龙海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我就是怕不称职。”

“不！你一定会称职的。”李奇伟关切地拍了拍龙海的肩膀，做出十分重感情的样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去哪儿寻找你这样舍己救我的警卫员呢！”

龙海高兴地接受了警卫员的职务，并且表示：为了首长的安全，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奇伟望着龙海那憨厚，并很重义气的可爱样儿，满意地笑了。少顷，他又操着首长的口吻，关心地问：

“你还记得过草地的时候，和四方面军的同志打架的事情吗？”

龙海有点难为情地点了点头。

“你还记得我们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龙海又深沉地点了点头。

“今天，我正式通知你，关于一、四方面军的是非问题，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

近来，龙海也只言片语地听到了一些风声，他都是一笑了之。同时，还郑重地批评私下议论的同志：“中央的事，用不着我们去操心，上边作出了决定，我们执行就是了。”今天，他已经是首长的警卫员了，认为自己有必要知道有关的中央消息。他不好意思地说：

“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叫我老李同志就行了。”

“不，不！这怎么行呢？”龙海急得脖颈子都变红了，“首长，你能对我说说中央的决定吗？”

李奇伟笑眯眯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像聊家常那样，把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内容说了一遍。旋即，又端详起龙海的表情来了。

说实在的，龙海对所谓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决定成立临时中央这些事不感兴趣。但他听说一方面军跟着中央也犯了错误，从感情上过不去，也想不通。他噘着嘴问：

“照你这么一说，我也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啦？”

“我不是这个意思！”李奇伟生怕这位彝族战士又发拗，忙耐心地打比喻，“龙海，水牛犁错了田，是水牛的过错，还是主人的责任？”

“当然是主人的责任喽！”

“这就对了。”李奇伟稍加思索，又进一步地启发，“作为水牛犁了冤枉田，该不该埋怨领路的主人啊？”

龙海皱着眉想了想，遂点了点头。但一转念，又急忙声明：

“我不愿意想这些事，今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李奇伟连声说着“行！行！”他沉吟了一会儿，才把姚秀芝拒绝和一方面军划清界限，顽固地站在毛派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反对张主席，理所当然地被隔离审查，再次成了革命对象的事说了一遍。他端详着龙海的表情，试探地问：

“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

“这样不要脸皮的女人，早就应该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

李奇伟故作沉痛地摇了摇头，遂又讲了一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大道理。

龙海最恨不忠于丈夫的女人，不仅接受不了李奇伟的说教，反而鄙视地说：

“首长！你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女人呢？要是我啊，哼！早把她干掉了。”

“这是错误的！”常浩边说边走进屋来，严肃地批评了龙海狭隘的阶级意识之后，又讲了一番无产阶级要有博大胸怀的道理，最后又很动感情地说，“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要亲如手足，只要能挽救的，就不能把他逼到绝路上去，懂吗？”

“不懂！”龙海干脆地说。

“不懂也要执行！”常浩动辄训斥。

“执行可以，”龙海也耍起了牛脾气，“反正我不认这样的女人为姐妹！”

“岂有此理！”常浩怒声问，“奇伟同志，你为何要找他当警卫员？”

李奇伟说明龙海是一方面军的，原来是很尊重姚秀芝的，希望他能放弃和自己一样的偏见，回到姚秀芝的身边，一面充当看守，一面用感情转化姚秀芝的立场。

常浩十分赞同李奇伟的想法，走到仍在生气的龙海的身边，缓和了一下口气，感慨地说明，我们都要向奇伟同志学习，在姚秀芝的问题上，他所承担的痛苦是最大的，可他能以革命大局为重，把个人的私利抛在一边，去追求更大的革命利益。最后，他以商量的口气问：

“龙海同志，想通了吧？我看，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龙海没有说什么，气呼呼地把身子一转，向着屋门走去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李奇伟点上油灯，望着心情沉重的常浩，恭敬地请示下一步具体的工作任务。

常浩低沉地说，“敌人已经发现红军一部北上，大部南下，沿着大小金川地区布阵防堵。刘文辉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布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二十八军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为打开南下通道，我们制订了夺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的战役计划，报请红军总部批准实施。”一旦红军总部批准作战方案，希望李奇伟带领红军剧团随军转战，把歌声送到前线，把政治工作做到每个红军战士的心中，鼓舞士气，多打胜仗。

李奇伟离开战场很久了，他是何等的想听听激战的枪声啊！如今就要奔赴疆场了，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肃然起立，两腿并拢，就像是接到出征的将令，严肃地说：

“请领导放心，我一定胜利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这时，龙海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屋来，常浩未等报告，抢先发问：

“发生了什么情况？”

“姚秀芝她、她……不见了！”龙海上气不接下气地答说。

李奇伟惊得站起身来，焦躁不安地看着常浩，希望他能拿出果断的措施。

常浩却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望着恍恍惚惚的灯光出神。直到李奇伟询问怎么办的时候，他才神态严肃地问：

“她会投敌吗？”

“不会！”李奇伟肯定地说。

“她会逃跑吗？”

“不会！”李奇伟坚定地回答说。

“你认为她会去什么地方呢？”

李奇伟无言以答，茫然地摇了摇头。

常浩继续思索着，当他想到四方面军个别的战士离队出走，追赶北上的部队时，他蓦地抬起头，不容置辩地说：

“必须做好她投敌、逃跑的准备，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姚秀芝真的逃跑了！

李奇伟捋掉她的红星帽徽，和常浩怒气冲天地离去之后，她的住处便成了囚室。庆幸的是，门前还没来得及派岗看守她。当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把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的大事向中央报告，她必须在看守到来之前逃走。她来不及考虑逃走的后果，以及如何才能追上红一方面军，就悄悄地溜出了住处，一头扎进了密而遮天的深山老林之中，从而开始了她的逃亡生活。

历经半天的出走，她认为已经逃出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紧张的心情顿感轻松了。她坐在地上一面休息，一面捡拾熟透的野苹果、柿子充饥，当她再次无目的地踏上征途的时候，李奇伟的形象又在脑海现出……

“好端端的一个革命者，怎么会变成一个投革命之机的商人？难道这是革命熔炉造就的副产品吗？”

姚秀芝想得很远。几年前，李奇伟就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信口供出了许多编造的情况，使不少领导同志蒙受不白之冤，甚至献出了最可宝贵的生命，而自己被打成托派，当做囚徒进行长征，不也是他的“功劳”吗？昔日，可以昧着良心，不要气节，拿同志的头颅、热血，去做自己活命的交换条件，今天，为什么就不能把信仰当做商品来拍卖呢？同时，她又想起了李奇伟打她一记耳光的往事，仔细揣度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心灵深处还有着极为严重的封建意识——女人是男人的附庸——无论处在什么特殊的环境，作为他的妻子只能守节。但是，当她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心灵就像是被一把无情的利刃刺穿了，因为他把夫妻真诚相爱也当成了商品，为他政治上捞到更多的红利，也廉价地拍卖了！这不仅污辱了自己圣洁的心，而且还把自己当做资本进行了投资，这是何等的无耻啊！她禁不住地痛泣自语：

“神圣的革命殿堂中，竟然供奉着这样肮脏的主宰者，自己不但被他们占有了肉体，而且还被拍卖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何等残酷、悲哀的事啊！……”

太阳完全地沉到西山背后去了，姚秀芝走到山林边沿的一个高坡上，眺望着西天尽染的血色，恰似一幅壮丽的油画，镶嵌在瓦蓝瓦蓝的长空中。她是何等地想奏响提琴，忘情地赞颂这大自然的美景啊！可心爱的小提琴不在了，只好任这壮烈的旋律激荡着心胸……

艺术之神飞去了，她又把视觉由远天移到山脚下边，一座不小的村镇沐浴在暮霭霞蔚中，一缕缕袅袅的炊烟射向晴空，天渐渐地扩散开来。姚秀芝想，只要这里的村民知道去成都的路，我就是沿途卖唱乞讨，也要从成都北上出川，找到党中央，找到霍大姐和彤儿。

啪！啪！

突然，山下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姚秀芝急忙循声向山下一看，只见两个衣着不整的川军吵吵嚷嚷地向山上跑来，他们身上的长枪，手中的猎物左摇右摆，影响着他们爬山的速度。姚秀芝惊得调头就跑，她忘记了山路的崎岖，也顾不上拦路的藤蔓，摔倒了，爬起来再跑，衣服剐破了，也不看上一眼，只想快些甩掉这两个川军的追赶。突然，一座刀削的峭壁出现在面前，她急忙收住双脚，瞧着这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恐惧地自语：

“完了！全都完了……”

夜幕徐徐地落了下来，尾追的川军的叫骂声越来越近了，姚秀芝慌忙沿着绝壁的边沿向左面跑去，没出百步，一座山坳拦住了去路，她一看坳中的藤蔓野草伸手可及，茂盛得看不见坳底，不假思索，把眼一闭，纵身跳进了这座山坳中。

姚秀芝借助藤蔓野草的拦阻，幸免于难，只是在落地的时候，感到右脚扭了一下，她全然不顾这一切，慌忙钻进一丛密不见影的藤蔓中，暗自祈祷：

“千万别落入他们的手中啊！”

夜幕完全罩住了山林大地，那忽隐忽现、忽近忽远的林涛声，给人一种寂寥、空旷——并含有几分恐怖的感觉，少顷，山坳的上端，传来了两个川军的对话声：

“怎么这个红军堂客转眼就不见了呢？”

“可能是跳崖摔死了！”

“我才不信呢！”

“那……她会逃到哪儿去呢？”

“说不定就藏在下边的野草中。”

“那太好了，活该你我有福分！”

“臭当兵的，有啥子福分嘛。”

“拿这个堂客开开荤嘛！”

姚秀芝听到这儿，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她紧紧抓住一根折断的枯藤，完全做好了自卫的准备。忽然，上面出现了亮光，她警觉地仰起头，透过交织的藤蔓的空隙，看见上面站着那两个川军，一个手拿划着的火柴，两个人探着身子望下看，希望借助火柴的亮光，发现姚秀芝藏身的地方。亮光熄了又亮，亮了又熄，待划到第五根的时候，上面又传来了对话声：

“算了吧！就算咱哥儿俩没这个福气。”

“可她会逃到啥子地方去呢？”

“这得去问老天了！”

“哼！只要她不是长翅膀的仙女，就休想逃出我如来佛祖的手心。”

“就是喽，这儿是咱们的防区嘛。”

两个川兵十分败兴地走去了。姚秀芝忍着脚伤的剧痛，拄着一根枯枝，从山坳里的藤蔓中爬出来，一拐一拐地向着山下的乡镇走去。

偏远的乡镇早就入睡了，只有秋风在怒号着。姚秀芝终于走到了乡镇的边上，她的双手一扶支撑藏楼的柱子，竟然累得躺在了地上。她一动不动，急促地喘着粗气，连伸手擦拭额头上的汗珠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一条放牧用的狼狗汪汪地叫着，直扑姚秀芝而来。姚秀芝倏地从地上跃起，挥舞着手中的枯枝，与狼狗展开了搏斗。未经几个回合，姚秀芝被狼狗扑在了地上。

“黑子！快过来。”

随着喊声，一位妇女从藏式的楼上走下来，那条狼狗收起野性，调转过头，摇着尾巴，朝着女主人走去。

女主人不慌不忙地走到跟前，认出倒在地上的姚秀芝是个女人，再一看双手紧紧抱住的枯树枝，误以为是个讨饭人，略带责备地说：

“你这个讨饭的，天这么晚了，还不找个地方睡觉啊？”

姚秀芝一时正想不出怎样回答自己的身份，忙说：

“讨饭没赶上点，天晚了，找不到个住处，就想在你的房下借宿，没想到……”

“被我的阿黑发现了，是吧？”这位中年妇人骂了阿黑几句，阿黑有点理屈地摇着尾巴走了。她转过身来，抱怨地说，“快起来吧！不是我赶来，你的小命都没了。”

姚秀芝双手拄着枯枝想站起来，刚刚拱起上身，再次摔在了地上。

“怎么啦？是让阿黑咬伤了吗？”

怎么回答呢？姚秀芝急中生智，巧妙地答说：

“不全是狗咬的！我连累带饿，本来就虚的身子，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咳！多可怜的女人。”这位妇女又叹了口气，俯身搀起姚秀芝，说了一句“先到我家吃点东西吧！”遂小心地扶着姚秀芝，沿着木板楼梯向二楼走去。

这是一座典型的藏式住房。二层的住室中间也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架着个三角架，在三角架的下面吊着一个又黑又脏的小铁锅，锅下面燃烧的木柴还闪着火星。向阳的窗子大一些，上面镶着一块玻璃，窗前边有一张雕花的红漆条桌，上面摆着汉族女人用的针线笸箩，还有一盏摇曳的酥油灯，对面的墙下摆放着一张双人木床，铺着已经旧了的锦绣被褥。再看看墙上贴的那满是蜘蛛网的年画，给人一种藏汉合璧的风格。女主人约有四十来岁，穿着藏族的服装，但脸上的皮肤却是白皙的。她走进二楼的住室，侧首一看姚秀芝，惊得“啊”了一声，脱口而出：

“你……是个女红军……”

姚秀芝急忙扶住墙壁，望着女主人那惊愕的神色，说出了预先编好的台词：

“我是个女红军，行军中崴了脚，就……掉队了。”

女主人很快镇静下来，她再一看姚秀芝那破烂的军衣，蓬乱的头发，虚弱的身体……一种怜悯心油然生起。她匆忙端起酥油灯走到姚秀芝的面前，俯身一看肿得像馒头似的右脚脖子，心疼地说：

“这怎么受得了哟！快脱下鞋来用开水烫烫吧。”

女主人扶着姚秀芝走到床前，坐在铺着一个被筒的床沿上，小心地为姚秀芝脱下两只鞋子，转身端来一个灰色的陶盆，从吊着的铁锅中舀了半盆水，放在床的下边，一边为姚秀芝烫脚，一边自言自语地唠叨：

“都肿成这个样子了，还黑灯瞎火地走路，真是连命也不要了……”

一种伟大的母性之爱，兀然扑入了姚秀芝的心底，温暖着她的全身。这时，她又想起了幼年时的奶妈，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抬起头，环视室中的摆设，觉得是那样的不协调，再一听这位藏族妇女说着流利的汉话，又倍感惊疑。她想了想，有意地问：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就留个名吧！”

“藏名叫卓玛，汉名叫秋菊。”女主人淡淡地说着，连头也没抬一下。

“你怎么还有个汉名啊？”

“我是汉人。”

“那……你怎么又起了个藏名呢？”

“我嫁给了藏人。”这位叫秋菊的妇女抬起了头，望着姚秀芝那惊诧的表情，有些惨然地笑着说，“用咱们汉人的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做了藏人的老婆，当然就应该起个藏人的名字了。”

“你的丈夫呢？”

“全都死了！”

秋菊的回答太令人费解了，怎么能答说“全都死了”呢！姚秀芝望着心情沉重的秋菊，惊得张了张嘴，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秋菊看了看姚秀芝惊疑的表情，似乎猜到了对方的心事，不以为然地笑笑说：

“是全都死了！你感到新鲜，是吗？”

姚秀芝点了点头。

秋菊帮着姚秀芝烫完了脚，又把脏水从窗口泼了出去，放下陶制的盆子，伸手理了理头发，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你准饿了，先吃饭吧！等上了床，我再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姚秀芝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藏汉饭菜，接着又和秋菊钻进了一个宽大的被筒，开始静静地听秋菊讲述自己的身世。

秋菊的父亲是个木匠，为了谋生，带着女儿来到这座藏汉杂居的乡镇做木工。不久，又收了两个从外地逃来的藏族青年做徒弟，四口人生活得很快活。在秋菊十八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在他临终的前夕，把两个藏族徒弟叫到跟前，希望他俩当中有一个做秋菊的丈夫。这俩藏族青年，为了报答师父的恩情，私自商量定了，同娶秋菊为妻。

姚秀芝听到这儿，惊得脱口而出：

“这怎么行呢？”

“行！这是藏人的风俗。”

“你就这样做了他们两个人的妻子啦？”

“没办法！谁叫咱生来是个女人呢。”

“这……太落后了……”

“落后是落后啊！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两个丈夫，比没有丈夫要好过多了。”

秋菊说得是那样的悲凄，过了很久，才又喟叹不已地说：

“我早就听内地来的人说，红军是好人。不然，你冒冒失失地投到别人的家，说不定早就没命了。”

姚秀芝实在是困乏到了极点，她在秋菊絮絮叨叨的话声中，渐渐地进入了香甜的梦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