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乃晚清杰出的思想家，这个，地球人都晓得，用不着我来饶舌。身为魏源的同乡，我有责任写深一点，写透一些。那些地球人都晓得的，我得绕开点。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

魏源到底有多重

魏源是湖南邵阳金潭乡人（今属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我先说说他在邵阳历史上的分量。在魏源之前，邵阳没出过重量级的文人。这个重量级，乃是用国家级标准来衡量的，不是在本地出名就可以叫重量级的。魏源是一七九四年出生的，现在是二零一零年，在这二百一十六年中，邵阳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影响超过魏源。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是邵阳文化的代表人物。所谓邵阳“文有魏源，武有蔡锷”，是一点也没说错。难道在魏源之前，邵阳就没有禀赋杰出之士么？当然有。但是那些人没有魏源运气好，结果郁郁不得志于草野，甚至到老都不晓得自己原来是天才。大凡某地人才之出，都有阶段性。在某个阶段之内，往往呈现爆发式，这叫气运来了。魏源是赶上了好形势，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湖南人才群的第一个井喷时期。

湖南在古代，被视为蛮荒之地。皇帝要是看哪个大臣不顺眼，兴许就会把他发配到这里来做官，当作是惩罚。屈原、贾谊、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都曾被贬到湖南来。不胜悲切失落之中，倒也留下了一些千古名篇。但要说他们待在湖南有多情愿，那也谈不上——不像现在，湖南是文化强省，湖南卫视要是请哪个文化名人到长沙来，那肯定是满面欢笑地坐着飞机赶来了。一直到晚唐时期，湖南才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这人叫刘蜕。榜单揭晓后，举国震动，认为是破天荒。大家看刘蜕的眼神，大概跟看一只突然会讲人话的猴子差不多。此后也断继续续出了些大文人，如宋朝的理学鼻祖周敦颐。说到这位周大师，跟邵阳有些关系。他曾经在邵州，也就是现在的邵阳市当过官，任期间在官署内挖了个池子叫爱莲池，写了篇好文章叫《爱莲说》。爱莲池的遗址就在邵阳市政府里面，可惜已经看不到踪影了。明朝出了个李东阳，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同时又是当时的诗坛领袖。明末清初出了位大思想家，叫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这几位都称得上大腕，只可惜出得零零碎碎，没能形成集团性效应。不像中原、江南这两大块，那人才是一拨一拨地出来。就连毗邻的江西，也比不上啊。人家那里在宋朝时可是大大地风光了一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文化巨头是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不过没关系，“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到了晚清，湖南安化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陶澍。此人不仅身具经世大才，是道光年间首屈一指的政治家，而且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超级人才星探。道光、咸丰年间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出自他门下或受过他影响。像林则徐、贺长龄、魏源、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单看这份名单，就晓得他的眼光如何了。正是因为他对人才尤其是湖南人才的大力扶植、培养，湖南才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辉煌。而魏源，就曾担任陶澍的幕僚长达14年，在他的关怀、信任和帮助下在学术上和政务上做出了很重要的成绩。所以说，魏源能够成就，固然是因为他天分高，肯用功，同时也跟赶上了好时候有很大关系。如果他生得早一点，说不定就会在金潭乡种一辈子田，或者是当个塾师，教几个乡下顽童来养家糊口，业余写几句诗，发点怀才不遇的牢骚。这就叫时也运也。

我再来讲讲魏源在湖南的重要性。不少人可能晓得，中国的学术史上有个很重要的学派叫湖湘学派。这个学派肇始于南宋学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到了胡宏的弟子张栻手里，更是以岳麓书院为根据地，发扬光大，真正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但这几位都不是湖南人，而且这一时期的湖湘学派是理学家的天下。直到清朝，湖湘学派才由专修心性的理学向讲求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转变。这个经世派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王夫之，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魏源，第三个是曾国藩。有没有第四个呢？我看是有的。这第四个人更是了不得，他把湖湘学派的精髓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改变中国的思想体系，这个人的名字，外星人都晓得的，叫*。

现在把魏源放在全国的版图上来摆一摆。大家都晓得，魏源最出名的著作是《海国图志》。但他真正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却是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1825年，魏源32岁，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府中当幕僚。贺长龄也是湖南人，是道光年间能与陶澍比肩的经世名臣，能力强，威望高，学问好。他有心要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想编一本这方面的指导性著作。但他学问虽好，当了大官后，就很难抽出时间来编写大部头的著作。不过没关系，大官背后总有一个庞大的人才班子在撑着，在古代叫幕府。贺长龄眼光好，直接就把这活摊在魏源身上了。魏源动作很快，接受任命后，立刻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具有经世致用倾向的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编了一百二十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道光六年，也就是一八二六年，这本书就编好了，次年刊行。贺领导的大名署在前面，魏秘书的名字排在后面。但是当时的人就晓得，这书主要是魏源编的。比如晚清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就指出：“此书名为贺制府长龄所辑，实出于邵阳魏默深一人之手”。这就跟当今的许多论文署名是一回事——排在前面的人往往只是动动嘴巴，真正执笔的人名字反而挂在末尾。这部书一出，宣告了晚清经世派的正式形成，并且成为了长销不衰的经典著作。此后市面上出了不少类似的书，像什么《皇朝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啦，就好像现在谁写了部畅销书，马上就有人跟风，连标题也弄得很类似。出现这种情况时，铁定了就是最初那本书为最好。一八八八年，大学者俞樾在为葛士浚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续编》所做的序中称：“《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镬，几于家有其书。”《皇朝经世文编》面世后两年，也就是一八二九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就在朋友家中翻阅了这部著作。当时，他还是个穷秀才，买不起这部有一百二十卷之巨的大部头。此后，他一直想得到这部书，终于在一八五一年，也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攒了笔不小的银子，买下了这部大书。左宗棠非但再三阅读，写了很多旁注，还逢人就推荐该书，称它是一部体用俱备、裨益世务、不可一日或离的“有用之书”。可以说，《皇朝经世文编》直接影响了晚清的改良派和洋务派。光凭这一项功绩，魏源就足以成为当时的思想界领袖，当然，他的成就还远不止于此。著名学者齐思和指出：“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史学则重本朝掌故，地理则重边疆舆地，而经学则提倡今文。前二者皆自魏源倡之。今文之学虽非倡自魏氏，而魏氏亦一重要之倡导人物也。”又说：“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也就是说，魏源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在每一方面都是标志性人物。按照中国传统的称呼，这种人叫大儒。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能够被称为大儒的不过数十人而已。正是这些人，维系着儒家文明的命脉。魏源之后，能够被称为大儒的寥寥无几。到了民国，章太炎死后，这个谱系就基本终止了，传统儒家文化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

最后，我把魏源摆在世界版图上来称一称。我在前面说过，魏源最有名的著作是《海国图志》。但这本书在当时的情况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个墙外，就是近现代始终跟中国纠缠不清的日本。《海国图志》也是别人委托魏源编著的。此人在近代史上的名气还超过陶澍和贺长龄，被视作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叫林则徐。鸦片战争后，林大英雄被贬到新疆，途中在镇江的京口遇到魏源。这对老朋友虽都身处逆境，但仍然不改忧国忧民之心。他们的眼光都同样远大，都看到了世界的变化和中国在这种变化前的麻木，都看到了这种麻木有可能导致的巨大危险。在对榻长谈后，林则徐把在广州时搜集、翻泽、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咐他在此基础上再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编撰出一部能让中国人直面世界的伟著。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在一八四二年十二月，辑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一八四七年，又补成六十卷，刊于扬州。到一八五二年，他参考徐继畲《瀛环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一百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八十八万字的巨著。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认识到列强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因为有一整套先进的制度。对于英国的议会制、美国的总统制，他都予以介绍、肯定。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亚洲，无疑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可惜的是，当时的国人还无法接受、消化这部视野空前开阔的著作。魏源自己也想不到，这部著作没有让中国强大，反而帮助了一个强悍的邻国。一八五一年，日本海关官员在长崎的一艘中国商船上检查时翻出了五部《海国图志》。当时日本境内几乎没有国际知识方面的著作，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士，一见之下，都高度重视。因为嫌数量太少，日本人干脆自己翻印，大印特印。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一说，要放在今天，魏源还真得打场国际官司以索取巨额赔偿。日本的维新派志士从中悟出，日本要想真正强大，就必须推行民主制度，实现“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一八六八年，日本维新派发动明治维新。此后就是日本近一个世纪的横行亚洲。而在它的横行史中，受害最大的就是中国。究其最初之因，竟然就是对一部著作的重视与否，而这部著作还是中国人写的。讲到这里，我也不禁扼腕长叹，并对当权者说一声：永远不要忽略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家，更不要把他们视为异端而加以打压，否则就算这些思想家不生气，后果还是会很严重啊。由此可以做出论断：魏源，是当时亚洲最重要、最具实际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

这，就是魏源的重量。

宰相之才幕僚命

人的才干有很多种，大才则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坐而论道型”，也就是内圣型的人物，这种人最适合著书立说，给行动者提供指导思想和施政大略。中国的孔子、王通、王夫之，外国的柏拉图、马克思，都是属于这类人物。一种是“起而行之型”，也就是外王型的人物，这种人不玩虚的，实干能力强，中国的秦始皇、宋太祖、明太祖，外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狮心王理查，都是属于这类人物。第三种更为稀少，既能“坐而论道”，又能“起而行之”，也就是内圣外王型。这种人如果在古代，是皇帝的儿子就是最好的未来皇帝人选，是平民出身就是宰相的上好人选；在现代社会，无论什么出身，都是当国家元首的好料。中国的曹操、康熙，外国的拿破仑、丘吉尔、戴高乐，都是这种人物。当然，并不是具有宰相之才就能当宰相的，还有时世和机缘的问题。像宋朝的辛弃疾，明朝的王阳明，都是公认有宰相之才的，但都没有当上。魏源就正好是辛、王这一类人物。

在“坐而论道”上，魏源非但在政治、民政、外交乃至军事上都有透彻的理论阐述，而且观念先进，胸怀全局，真正洞察了天下的变化。当时有这种世界性战略眼光的人实在很少，林则徐算一个。这也是个内圣外王型的人物，如果道光帝依靠他来治理国家，就可能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什么事了。说到魏源的政治理念，那可真叫一个先进。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意思是说，把不合理的旧制度变革得越彻底，对人民的好处就越大。又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意思是说鞋子不一定要相同的式样，只要合脚就行；治国不一定要相同的方法，只要有利于人民就行。魏源还指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意思是说五帝不照搬前代的礼制，三王不沿用前朝的舞乐，所以“礼，时为大”，意思是说，国家制度，首先必须适应时势，这跟现在倡导的“与时俱进”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在这个总体施政思想下，魏源对当时许多重要的政务都提出了整套的解决方案。他是晚清杰出的经济学家，在盐政、漕运、币制改革上，都有卓越的见解，同时也是水利专家，对于治理黄河做出了很实际的规划。在对外政策上，他三句话就解决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联合其他国家来打击侵略者，在外交斗争中利用矛盾、团结其他国家来对付侵略者，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来制胜侵略者，这比曾国藩提出的对外国人“以诚相待”，李鸿章提出的对外国人“打痞子腔”要高明百倍。就算魏源不当宰相，而能够全权处理对外事务，晚清政府也不会在外交上那样狼狈，那样一败涂地。至于魏源在军事上的见解，晓得的人就不多了。像古代很多有抱负的书生一样，魏源在兵法上下了很大工夫。他深通《孙子兵法》，并写了《〈孙子集注〉》序》。他对明朝的兵政做了专题研究，编写了《明代食兵二政录》。对于清朝的军政，他全面梳理了从开国到嘉庆时期的战争史，写出了著名的《圣武记》。在现实军情上，他是陆防海防并重。一方面他跟好友龚自珍一样，对西北边防有着敏锐的认知，一方面又关注新兴的海上军事，写了《筹海篇》。至于他的见解到底仅仅是空泛之谈，还是实际可行，还是来听听晚清军神左宗棠的意见吧。列位，请注意，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统帅很多，但没打过败仗的很少，几千年来一梳理，也就寥寥几位。战国时的白起是一位，汉朝的韩信和霍去病都算，唐朝有李靖，宋朝有岳飞，清朝就是左宗棠。这位左大帅自比孔明，眼高于顶，认为自己的文章书法都是当世第一流的，在老本行上就更加不肯服人了。但他对魏源的军事思想却颇有赞语。在读了魏源的《圣武记》后，他忍不住赞扬魏源“于地道兵形皎若烈眉”。如果不是非常佩服，心气高傲、用兵如神的左宗棠是不会做出这样高的评价的。所以这论断很可靠，不像现在有些专家，拿了人家的红包，就抛弃专业准则，胡乱说上一番。

魏源在“内圣”上足当大任，但他的实际行动能力又如何呢？是不是所谓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且来看看晚清两大善政“海运代漕”“盐政改革”和魏源的关系。

先说说“海运代漕”。我们都晓得京杭大运河，这是在隋殇帝杨广手里修建的。这杨广，通常的历史小说都把他描绘成一个昏君和暴君。其实他暴则暴矣，昏却谈不上，相反，是个浪漫、充满热情的才智之士，诗歌写得不错。这人的毛病就是好大喜功，意志力薄弱，经不起什么打击，后来坏事就坏在这上头。他手里办了两件影响后来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事：一是建立了科举制，二是修建了京杭大运河。我一直记得二零零零年五月到江苏常州，首次看到这条气魄不凡的人工河，当时想到它是从隋朝流过来的，一直流到今天，还是活力荡漾，感慨不已，在河边坐了许久，至今印象鲜明。这条河一直到清朝，都是从南方运粮食到京师的重要通道。因为南方盛产粮食，北方缺粮，就从南方调粮供应京师，这就是漕运，就跟现在北方水不够用，搞南水北调是一个道理。南北漕运关系国计民生，奈何到了清朝，成了一大政治难题。因为漕运在路上的耗费，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也就是说，如果皇帝下令，江南各省上交粮食一百万石，那么江南各省要实交三百五十万石，在路上得耗费二百五十石，成了典型的二百五工程。这多出的百分之二百五十耗费到哪去了？不用多想，肯定是耗在贪官污吏身上去了。从直接管理此事的漕运总督、巡漕，到船只所过之处的各级官吏，再到押粮的士兵和运粮的运丁，人人都要伸手捞一把，形成了一个庞大得令人觉得恐怖的贪污集团，并且还附带形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漕帮。如果是放在明朝或是宋朝，贪污如此明显，皇帝早就动刀子了，可是搁在清朝，皇帝还真是顾虑重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运丁全部都是旗人子弟，也就是说，漕运给皇帝族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要是真搞整顿，这些游手好闲的旗人还真不好安置。但是皇帝自己的吃饭问题终究最为重要，所以他也不是没想过要改。解决的办法就是以海运代替漕运。那些贪官污吏还没能力跑到海上去吃拿卡要；虽然有海盗，但也是零碎力量，不像漕帮这样形成巨大规模，直接跟官府坐地分赃；路程也省了一大半。由此看来，这个办法好啊！但好办法未必能实行。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这个集团在朝中肯定有代言人。一旦有人提出海运代漕，该代言人（有时可能是一群代言人）就会以忧国忧民的面貌出现，提出一大堆反对意见，什么海上风浪大啊，什么海盗会来抢劫啊，什么运丁就会失业啊，搞得皇帝六神不定，只好作罢。诸位，大凡改革，那些极力反对改革的人肯定是被既得利益喂饱的人，而他们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所以很难对付。因此魏源也说过：“弊不极不更”，意思是一项制度的弊端没有累积到极致，就不会更改。漕运的弊端，在魏源看来，是已经到了极致。但是为了说动皇帝，他还得想出办法来消除废掉漕运带来的负面影响。关键是八旗子弟失养的问题。魏源要替皇帝考虑周到，便提出了“各安其地，各归其俗”，也就是说，回东北老家去，开垦那一片广阔肥沃的土地，当然，农业税是不用交的，还会免费提供粮食和耕具，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个建议被陶澍写进了谏书，道光皇帝看了，觉得好，但还是不忍心让自家人劳动，最后决定，干脆把他们白养起来，这样就堵住了反对派的口。有了一把手的肯定和协调，也就可以动手了。动手的整个具体方案都是魏源做的。他先是从理论上论证了实行海运的必要性，又是引证《易经》又是引证《老子》，就好像现在大家办事，总爱说这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云云，这叫作预先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性，接下来就算事办砸了，但政治上没错误。当然，魏源办事，是最讲究操作性的，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租借海上商船为粮船，雇商家船丁为运丁，以漕运费用为运粮开支。官事商办，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用套路，但在晚清，这是很超前的思维。魏源在陶澍、贺长龄的支持下，策划了第一次海运。这次共运大米一百六十万石，雇船、雇人、押运及其他开销摊下来，每百担耗费四五十两银子，而漕运每百担要耗费六七百两银子，差了十倍不止。从时间上来说，往常漕运要两三个月，而海运只要二十几天。如此巨大的差距，让那些伪装忠君爱国的反对派哑口无言，几年之后，漕运就被彻底废除了。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陶澍和贺长龄，还有皇帝派来给陶、贺撑腰的两江总督琦善当然弹冠相庆，而在幕后的魏源则开始默默地进行记录和总结。整个改革过程被写进了《皇朝经世文编》，魏源还对之进行了理论升华，指出“不难于去百载之积患，而难于去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废可举”。整件事情处理得善始善终，着实显示了魏源卓越的理事才能。

再来说说盐政整顿。说到盐，现在的人觉得太过寻常，虽然天天要用，但到处都有，价格又便宜得让人难免生轻视之心，一块多钱就可以买一包。而在古代社会，盐可是珍贵之极，供应量小，而需求量大，很多皇朝就千脆将盐垄断经营，课以重税。那时走私盐跟现在走私毒品罪名差不多重，抓住了是可以杀头的。清朝的盐业实行纲法，对盐商进行造册登记，册上无名的就不能经营盐业。每年官府派给盐商一定的销售指标，叫作“引”，盐商凭盐引到盐场买盐，再销售给老百姓。这个办法也不能说差，但再好的制度，都会坏在执行的人手里。盐官总有办法压榨盐商，而盐商把这笔巨额开支当作了成本，转移到买盐的老百姓头上。老百姓没办法啊，三天不吃盐，就会四肢发软，各种各样的病都来了，再贵也得买。但官盐价格过高，老百姓购买力实在有限，私盐就冒出来了。“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贩卖私盐虽然风险大，但能捞钱啊！就这样，私盐猖獗，而官盐价格又居高不下，清朝盐政陷入严重困境。道光十年，皇帝下了狠心，任命陶澍为两江总督，主持盐政改革。皇帝对陶澍的信心，主要来自于海运代漕的成功。海运代漕的策划实施，魏源起了主要作用。这次，魏源当然还得上，他也愿意上，因为这就是经世致用，就是当今湖湘学派的主旨啊。经过调查研究，再借鉴前朝的经验，魏源设计出了一种“票盐”，凭票购盐。这种办法的便利之处有三点：一是买盐时就交税，不像盐引是分数次纳税。二是无论什么人，只要按章缴纳税就可领取盐票购盐。三是盐出盐场，不再开包检查，可以直接销往各地，各种关卡都被撤销。这个办法切中弊端，但也让既得利益者大为恐慌，想尽办法抵制。所以新盐法实施之初，简直无人响应。魏源来了招绝的——自己下海，经营票盐。本来官吏是不允许经商的，但魏源只是幕僚，可以通融。他在短短时间里着实赚了一笔银子，在扬州修起了豪宅，叫“洯园”。夫人劝他不要张扬，他却认为自己是正当经商所得，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也就是说，魏源具备了现代文人的观念，对金钱具有平常心，不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很虚伪地耻于言利。有些幕僚见魏源大赚，也学样下海。榜样树立起来了，应者自然云集，来买票盐的船只绵延数里，让陶总督大大地乐了一把。当年海州发生饥荒，但因为饥民可以贩卖票盐，还活得滋润，于是这次改革又获得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双重认可，成功了。诸位，中华民族是个不喜欢改变旧制的民族，喜静厌动，所以历朝历代改革都是很艰难的事，就算成功，主事者的下场都不太好。改变秦法的商鞅被车裂；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被困在行宫活活饿死；王安石有皇帝保全，总算没死，但背了不少骂名；张居正生前辉煌，死后却被万历下旨抄了家。魏源推动的两次改革都成了，而且主事者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足见他才具之大。魏源雄心勃勃，还要对货币制度和黄河治理这两大国政进行改革，但，雄心未竟。不是他没有这个才能，而是他没有能像陶澍以及后来的曾国藩那样执掌大权。他有宰相之才，却连个巡抚都没当上。他才大如海，却在五十一岁那年才考中进士，最后只做到了高邮知州，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级市市长。就这样一个职务，还被嫉妒他的上级找了个茬儿参掉了。他大半生都是在幕僚生涯中度过的。魏源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所追随的恩主都是名臣，依靠他们的力量，做出了非凡的业绩。他的悲哀之处在于他始终未能取得应有的官职，当陶、贺一去，他纵有擎天才华，也难以施展。所以，我说，魏源是宰相之才幕僚命。

诸位，才与命是很奇特的关系。有的人有才无命，最后郁郁而终；有的人有命无才，虽然能坐上好位置，但能力不够，也是狼狈得很。只有才命双全的人，方能成就千秋大业。魏源在学术和文学事业上，是才命双全，在政治上，却是有才无命。什么叫命呢？我觉得是种综合因素，包括人的出身——这决定了他成长于什么样的环境，有什么样的背景；他所处的时代——是大有可为的盛世呢。还是无力回天的衰世呢，或者是风险与机会并存的乱世呢；当然，还有性格。有句被人讲烂了的话，叫作性格决定命运。纵观魏源的生平，他在政治上的坎坷与他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魏源是什么性格呢？《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兀傲有大略”，是个性格高傲的战略型人才。魏源字默深，乃是他本人性格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不爱说话，喜欢思考问题。再加上表情比较严肃，自然给人以高傲的印象。骨子里魏源也很傲，对于他看不上的人，根本就不理睬。正所谓爱憎分明，一点也不含糊。这是典型的“宝牯佬”性格。邵阳人对人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共一个脑袋，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恨不得拿刀子捅了人家。魏源看人是看才学、看志向、看品行，对于别人的社会地位如何，是不太在乎的。也就是说，你官当得再大，但若是没有才华，在魏源眼里，仍然是庸人一个，不值得交往。在与朋友的相处中，他喜欢辩论，如果你不能说服他，他绝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一旦他觉得你说得在理，就会虚心受教。用现在人的说法，魏源是个认死理的人。认死理好不好？当然好。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这样做，那么一切规章制度都会得到切实执行，许多不正之风都会一扫而光。但是，中国人讲究圆融处世，人事不分，喜欢把对人的态度带到处理事务中去，关系好就办，关系不好就拖着不办，没怎么把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像魏源这种性格和做派，无论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现在的中国，都是异数，是另类。但是，魏源虽然性格孤傲，那些达官贵人却都很看重他，想办法结识他，把他争取到自己的门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孤傲之士会因为倍受排挤和打击，见有权臣关心，心头一热，也就“士为知己者死”了。但魏源定力很强，不因权臣的欣赏而丧失自己的立场。最能显示他定力的一件事就是拒绝了穆彰阿的拉拢。穆彰阿是什么人？道光年间的权臣，官至大学士。大凡权臣，总有两个特点：一是善于玩弄权术，瞒上欺下；二是会拉拢人，对于有才干的人，也是重视的。没有后面一条，他也当不了权臣，只能成为奸臣。史书上说穆彰阿“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当时，也不晓得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成为“穆党”。魏源却始终跟穆彰阿保持距离。他很鄙视这个权臣，痛恨他在鸦片战争中一味主和，打击迫害林则徐。魏源中了进士后，穆彰阿亲自到他住的旅店中拜会，想把他收罗于门下。魏源却是慢不为礼，事后也没有依照惯例去回访。这让穆彰阿耿耿于怀。老穆一生气，后果很严重，魏源向上升的机会基本就被封住了。与魏源相反的例子是曾国藩。曾国藩中进士后，因为穆彰阿是正主考官，也就是他的座师，经常主动去拜访。穆彰阿也看出曾国藩是个人才，多有照顾，为他日后的登峰造极早早就打下了基础。其实对穆彰阿的所作所为，曾国藩这样的人又怎会不清楚？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委曲求全。这与魏源的宁折不弯、正道直行不一样。曾国藩与魏源都是内圣外王型的人才，但就因为处世原则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最后的结局大异。但是，如果时光回转，魏源还是会那样做，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最终完成了辉煌相业，自然是一种荣耀。而魏源则彻底地完成了中国书生的狂猖人格，同样也是一种荣耀。什么叫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魏源当然渴望建功立业，这是进取，但前提就是这功业要建得光明正大，不能靠取悦所厌恶的人得来，这叫有所不为。惟其有所不为，才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所以魏源虽然仕途不顺，但他应该是活得坦然的、幸福的。他的一生，没说过什么违心话，没做过什么违心事，同时又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是很难得的。他当不上宰相，也是说得通的。因为当宰相的人，总是要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事的，从李斯到曾国藩，无一人能幸免啊！

魏龚交好，并世称雄

在中国历史上，重量级的文人互相推重、友谊长存的极少，魏源和龚自珍就是其中一对。两人都是晚清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龚自珍比魏源大四岁，浙江杭州人，乃是名门高弟。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文字学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学者型官员，称得上家学渊源。两人一八一九年在北京初次碰头，就有一见如故之感，经常在一起聚会、聊天。一八二六年，两人在会试中双双落榜，更是成为了难兄难弟。对于他们的落榜，当时的人都觉得极为可惜。魏源没中是因为文章观点超出了循规蹈矩的主考官所能接受的范围。龚自珍更冤枉，是因为小楷写得不够端庄。当时阅卷有种很可笑的标准——把卷面整洁放在第一位，文章的内容反而排在其次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刘逢禄很赏识他们，写了首《两生行》的诗，表示深切的惋惜。从此龚魏齐名，中国文学史在王孟、李杜、元白、韩柳、苏黄后又多了一方流光溢彩的双子星座。而这对杰出人物的友谊之深长还超出了前人。两人相约，谁走在后面就替先走的那位编定文集。龚自珍逝世于鸦片战争前一年，也就是1841年。魏源闻讯后痛哭一场，为龚自珍写了副挽联：

天下谓奇人，骂座 每闻惊世论；

文坛摧异帜，剪窗犹忆切磋时。

一八四二年夏天，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将父亲的作品带到扬州，交给魏源。魏源精心审定，编辑了《定庵文录》和《定庵外录》各二十卷，并撰写序言。在序言中他准确地概括了老朋友一生的成就：“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并预言龚自珍的作品：“虽锢之深渊，缄以铁石，土花锈蚀，千百载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三代上。”而龚自珍生前也写了一副有名的对联送给魏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对魏源的学术成就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的互相推重也是超过了前人的。王维和孟浩然齐名，但因为地位差距太大，孟浩然对王维抱着依附的态度；李白对杜甫，始终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杜甫的诗歌成就；白居易和元稹关系密切，却总认为自己写得比对方好；苏东坡和黄庭坚算是处得非常好的一对朋友，但因为苏东坡是千古大才，黄庭坚还是以半师半友来对待他。龚自珍和魏源则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交流的。魏源曾对龚自珍好发议论、锋芒太露进行过规劝，他在信中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龚自珍也因爱乱讲惹魏源生过气，之后还写了封信道歉。这封信是这样写的——“默公足下：一切见与守之札自悉。为我咄咄否耶？前信颇有戏语激怒默公之言，今则无暇复游戏矣！患难之交，心学未到。默公有道之士，伫闻棒喝，不尽所欲言。自珍。”龚自珍晚年去扬州看魏源，住在“挈园”秋实轩。他有时候就穿着魏源的衣服上街。但魏源身材比他高大得多，衣服太长，下摆都拖到地面了。龚自珍仍穿着四处闲逛，把衣服弄得很脏，回来后就把衣服脱下，扔在角落里，倒头大睡。这种细节正好能说明他们确实已经情若兄弟，不用讲客气了。

魏源和龚自珍的友谊之所这样深，我分析有四大原因：一是两人性格互补。所谓同性相斥，其实说的不是性别，而是性格。性格太接近的人，可能彼此欣赏，但长久相处就会矛盾重重。魏源性格稳重、内敛、务实，龚自珍性格外向、豪放、浪漫，正好形成互补，性格组合构架稳定。二是两人才华、见识相当，是同一个重量级的。文人总是很敏感的，跟才华高于自己的人结交，总是怕对方看不起自己。所以就算对方没这个意思，两人也不可能做到平等相对。三是两人社会地位相当，遭遇相同。两人都是身具不世出之才，而长期失意于科场和官场，有很多足以引起共鸣的地方。四是两人志同道合。两人都是学术文学并重，都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都很关注西北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在晚年都深研佛学。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当然是高山流水，互为知音了。

接下要比较龚魏之间的长短了。其实这个话题我不是很想说。两大顶级高手之间因为取径不同、风格不同，很难分得出谁优谁劣。有人喜李白的飘逸，有人喜欢杜甫的沉郁，您说谁一定盖过谁呢？韩愈雄肆，柳宗元清敛，也难以论定谁比谁高。只不过可以借此反驳对魏源的一些不公正评价，所以还是扯一扯吧。

在龚自珍和魏源共同入选“薇园五名士”的时候，同时代的人就评价说：“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也就是说龚自珍更见才气和灵气，而魏源学问更好。当代著名学者马积高指出：“平心而论，论文章学术思想和经世之才，魏大大高于龚；论诗赋文学，魏只是稍逊于龚。”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准确的。龚自珍在公羊学和文字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对西北舆地也有独到的研究，但因为他才情过于灵动，做学问就没有魏源扎实，提出的见解也没有魏源那样切合实际。龚自珍善于以惊人的敏感和别致的话语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很有洞察力和预见性，但如何落实，他却往往没有下文。也就是说，作为思想家，龚自珍只看病不开药方，而魏源则又看病又开药方，还药到病除。所以在经世致用方面，魏源是做出了实在的成绩，而龚自珍只是在纸上慷慨激昂了一通，他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确实远不如魏源。稍晚于他们的左宗棠在《二十四庚辰答陶少云书》中指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惟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也是说，魏源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是得到了同代和后世充分肯定的，被认为在龚自珍之上。

说到文学成就，龚自珍则是当之无愧的清朝第一才子，在诗歌和散文上都达到了清朝的最高峰，词也写得清深悱恻，自成一家。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像“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像“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都是经典名句，其诗词的传诵率之高，可以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比高下。他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当世和后代应有的评价。而与他比肩的魏源，后世对待他的文学遗产就不是很公允，现当代很多文学史仅用少量篇幅谈论，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其实魏源是当时仅次于龚自珍的文学家。他的散文词句精严，气脉悠长，逻辑严密。晚清学者胡甘伯把汪中、魏源、龚自珍并列为清朝三大古文家。汪中生活在乾隆时期，而魏源和龚自珍则是道光年间两大顶级散文家。以我的眼光来看，两人都是取法先秦诸子。龚自珍把庄子和韩非子糅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瑰丽险峭的独特面貌，令人一见之下，就有惊艳之感；而魏源更近于荀子，绵密中藏着悍劲，需要细读才能完全领略其佳妙之处。也就是说，龚自珍在文采上要更胜一筹，而魏源的文章更有内在的骨力，两人对当时统治文坛、主要师法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形成了强大冲击，以艺术性更以思想性吹奏出近代新型散文的第一波强音。魏源的诗歌在晚清极负盛名，同时代的何绍基评论说：“默深诗如雷电倏忽，金石争鸣，包孕时感，挥洒万有”，稍后的大才子王闿运则说：“诗法既穷，无可生新，……不失古格而出意新，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又曰：“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也就是说，魏源是当时湖南的代表性诗人，全国的重量级诗人。到了当代，有些人开始指责魏源的诗歌，主要列举了两大罪名，一是用典过多，艰深晦涩；二是大部分山水之作缺乏内容。前一项罪名稍有道理。魏源读书多，喜欢用典，这些典故对当时的读书人不构成阅读障碍，放到国学衰微的今天，自然就显得艰深了。但魏源也有很多不用典或用典很浅显的诗，写得有文采，有意境，今人读来，并不感到艰深晦涩。比如曾经刻在邵阳市双清公园石栏上的《归至资江重游双清亭》二首：

一

屿扼双流合，江涵一郭烟。

客来云半槛，影别水多年。

溪涨山为岸，春深雨失天。

孤亭回首处，反照但苍然。

二

重到头将白，前山依旧青。

忆曾初夜掉，独钓半江星。

刘去桃千树，桓来柳一亭。

何期尘外影，重照此潭醒。

这两首诗语言灵动，意境深远，真正体现了魏源的诗歌创作水平。前一首诗纯用白描，后一首诗则用了刘禹锡咏桃和桓温见柳泣下两则典故。读古人之诗总还是要有点古典文化修养吧？如果连这样的典故都不懂，却去责怪魏源好用典，那就等于责怪蒲松龄为什么不用大白话写《聊斋志异》了。就算不懂这两个典故，那么，“独钓半江星”这类佳句的文辞之美和意境之美总还是能够欣赏吧？如果这也欣赏不了，那就只能说明诗歌鉴赏能力比较差。至于说魏源的山水诗缺乏内容，那就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本来就是很可疑的做法。李白的惊世之作《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剥离了那些瑰丽的词句和奇特的想象，又还能剩下什么内容呢？以此而论，李白的山水诗也缺乏内容了。其实魏源的主要诗歌成绩就是山水诗，他是继谢灵运、王维、李白之后中国诗歌史上又一位山水诗大家。魏源山水诗的特色在于：一是将表现对象扩大到前人未有的范围。因为他游踪遍天下，既喜欢观赏山水，又喜欢游走城市，最远到了香港、澳门，所游皆有所咏，其山水诗的题材之丰富，可想而知。二是把写意和工笔结合起来，既有气魄宏大的印象式描写，更有穷形状物的近景描写。比如他的《天台石梁雨后观瀑布》，先是宏观列举了雁荡山、中条山和庐山的瀑布，描绘它们的特点，然后才转到天台上的瀑布，指出它“不奇在瀑奇石梁”的主要特点，显得视野开阔。然后以三十句的篇幅具体描写了石梁瀑布的形状、声音和雨瀑、月瀑、冰瀑之美。把诗人的浪漫情怀和学者的格物致知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三是他把李白的奇思异想和韩愈的以文为诗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大气、瑰丽、强劲多变的独特面貌。晚清学者林昌彝在《海天琴思续录》卷三中指出，魏源的山水诗是“得太白之高奇者”，“多得山之幽，山之骨，而非山之皮相。”跟龚自珍一样自负的王闿运说：“古今华山诗，推魏默深，余诗较从容（指四岳诗）”。郭嵩焘在《古微堂诗集序》中说：“默深先生……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看来古人的文学鉴赏能力比某些现代人要高啊。魏源是中国诗歌史上罕有的兼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山水诗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但又因为融入地理考察和借景论政而具有现实主义的因子。与他的山水诗双峰并峙的时事政治诗则继承了杜甫、白居易关怀时政和民生的传统，同时把宋代诗人在诗歌中议论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堪称晚清的“诗史”。概而言之，魏源不愧是诗文双绝、领袖群伦的一代文学家。他与龚自珍并世而立、惺惺相惜，构成了晚清最奇丽的文学和文化景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