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扬武威

中国在汉唐时代，那是地球上第一帝国，进取性和扩张性很强。西汉名将陈汤在给汉元帝的上疏中写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意思是说：让进犯我强大汉朝的人明白，即便地处偏远，也一定要讨伐。这很能代表那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豪气和自信。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人的外向攻击能力就大幅度下降，开始向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方向发展。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大嚷起来，不对呀，成吉思汗都发兵打到欧洲去了。到了元朝正式建立后，奇怪了，蒙古铁骑好像一下子就萎缩了，不再有先祖的威风。明朝就更不行了，自永乐之后，基本是被动防御，偶尔在自家地盘上打一下防守反击获得成功的，就成了名将，像于谦、戚继光、袁崇焕。但这样的人很招人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窝囊，凭什么你这么威风呀？于是各方都来算计，结果于谦、袁崇焕下场都很惨，戚继光有张居正护着，倒是得意了很久，但张居正一死，马上遭到排挤。在这种大环境下，能外战的人也不想费那份劲，干脆窝里斗得了。清朝在乾隆之后就更别提了，八个国家的老外居然约齐了打进京城来，在世界上那是丢人丢大了。中华民国建立后，风气正了许多，有志气的军人都有种想洗刷国耻的强烈愿望，梦想着有一天能战胜外国人。汉唐时的那份豪气又逐渐回来了。但是，有的军人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带着遗憾先走了，比如蔡锷。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军人倒是等到了这个机会，英勇无畏地投入战斗，不少人都因此名垂青史，像薛岳、张自忠、吉鸿昌、马占山、马本斋、杨得志等人。但这些人是在自家地盘上打防守反击。只有少数人走出国门，在异域他乡跟日寇做生死搏斗。虽然都是抗日，但后一种抗日无疑更痛快、更解气，因为不用殃及自家的土地和人民。这就好像别人找你打架，如果在自己屋里打，就算赢了，自家的坛坛罐罐总会打烂一些，未免有些不爽。如果是在屋外的地方打，那就没什么顾虑，可以放开手来打，打个痛快。廖耀湘是个喜欢打痛快仗的人，因为历史的垂青，他成为了少数扬威异域的中国军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初，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战场。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被日寇侵占，那边海路受阻，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二是一旦日本攻占印、缅，不但切断了中国的外援，而且立刻可以从云南打进来，直逼重庆，与东南、华北的日军形成三面夹击之势，那局势就非常危险。正因为这次远征意义重大，所以蒋介石不月惜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但统治印度、缅甸的英国人却并不欢迎中国军队的到来。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啊。觉得你还是晚清时期那水平，来添什么乱喽？蒋介石同样看不起对方，觉得英国军队在香港不战而降，在东南亚节节败退，与强国地位太不相称了。互相瞧不起的双方，最终还是合作了，这是因为日本攻入缅甸后，英国人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蒋介石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不能坐视不管。部队出发前，他给杜聿明、廖耀湘等人都打了预防针，要他们对英国人小心点。廖耀湘也明白此行艰难，但他是“宝牯佬”性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他那特有的洪亮声音向委员长保证：一定会好好打，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

就这样，廖耀湘带着新二十二师，跑到了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连语言也不通的地方——缅甸。形势正如蒋介石所料，英国人很滑头，急于把这个烂摊子甩给中国部队，作战根本不积极，没打几下，就把缅甸的首都仰光给丢了。廖耀湘进入缅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当救火队长。当时戴安澜的第二百师在同古被日寇围住了，廖耀湘奉命前去增援。他像一头猛兽那样，带着军队从侧后方扑上去，与敌人撕打在一块。第二百师抓住机会突围，最终成功。廖耀湘圆满完成任务。他还没怎么喘过气来，任务又来了。这次更为艰巨，乃是正面阻击日寇，延缓他们北进的行程，好让大部队能从容集结于平满纳地区。当时北进的日寇有第十八、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三大师团，还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做辅助，廖耀湘手里只有一个师，力量对比悬殊。这种时候，廖耀湘就显出他的大将之风来了。他非但夷然不惧，指挥若定，还创造了一种“滚筒战术”。他把手里的三个步兵团重叠配置在不同的阻击阵地上，每一个团和敌人拼上一阵后，转入下一个阵地，轮流抵抗，逐次撤退，这样每一个团都会获得休整的机会，同时又保证了战斗的不间断。廖耀湘是从一个叫斯瓦的地方开始和日寇纠缠的，从斯瓦到平满纳，只有六二公里的狭长地带。廖耀湘运用“滚筒战术”，居然和敌人周旋了整整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阻滞任务。

只是局部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大局不容乐观。由于从仰光撤退的英国军队毫不抵抗，在曼德勒集合后，脚底抹油，溜到印度去了。中国军队孤军奋战，打得很勇猛，也打得很惨烈。在腊戌之战中，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不幸殉国，年仅三十八岁。腊戌失守后，各路日军都冲着这里奔袭击而来，想把中国远征军彻底绞杀。在这个危急时刻，远征军实际上的统帅杜聿明竟然失去了斗志，下令部队退入野人山，打算从这里撤回云南。对于他的这个决策，有三个人都意识到其中的谬误。一个是扼守腊戍的日军五十六师团长渡边中将。因为长途奔袭，部队非常疲惫，对于能否挡住实力尚存的中国远征军，他实在没多少把握。没想到中国军队居然准备不战而逃，而且是要逃往凶险恐怖的野人山，他狂喜之余，只能把原因归结为杜聿明大脑出了问题。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这个孙立人，是个军事天才，被外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不是黄埔出身。再加上他个性特立独行，在黄埔老大哥杜聿明面前，就不是那么唯命是从。他的态度是：正确的就执行，不正确的就抗命。走野人山，孙立人认为差不多是绝路一条，便带着第三十八师断然脱离了大部队，向西急行，撤往印度。因为孙立人威信很高，杜聿明也拦他不住，除了气得发抖之外，也没别的办法。当然，杜聿明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一有机会就报复孙立人。结果导致日后的三大战役，国民党这位攻击能力超强的将领居然没能参与。还有一个人就是廖耀湘。但廖耀湘对杜聿明有深厚的感情，要他像孙立人那样把部队拉走，廖耀湘实在做不到。这也是邵阳人乃至湖南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把感情义气摆在第一位，哪怕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个特点给廖耀湘带来了好处。虽然他不喜逢迎，但是他的上级都很器重和信任他，因为他除了才华出众外，还很忠心，不会背叛对他有恩的人。这个特点也成为了廖耀湘的死穴，最终导致他兵败辽西，这件事我后面还要细说。在缅甸这一回，他先是建议杜聿明集中兵力，突破日寇的包围，但杜聿明固执己见。廖耀湘无奈之下，只好遵命行事。

野人山在缅甸胡康河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这里全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雨季洪水泛滥，根本无法通行。到了旱季，河川变成了通道，除了更底宛河外，均能徒步通行。但是，除了地形险峻外，野人山有更多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是水桶粗的蟒蛇。士兵们总是听见丛林里不断有“唬、唬”的叫声跟着他们。等到失踪的人一多，才弄清楚是被蟒蛇吃了。二是吃人肉的虫蚁。虫是黑色的甲壳虫，蚂蚁有一寸多长。人只能坐着休息，如果躺在地上，不到十分钟，就会被黑壳虫和巨型蚂蚁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副白森森的骨架。三是蚂蟥。蚂蟥不吃人肉，但是吸人血，而且钻进人的身体里，就很难拔出来，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四是野人。在进入野人山不久，部队文工团女兵全部死亡，基本上是被野人掳去*致死的。有些男性士兵也惨遭*，*他们的是雌性野人。这些东西诚然恐怖，但好歹也有形有状，能够对付。无形的饥饿、疾病才是让廖耀湘最头疼的。他一开始就下令，武器尽可能掉丢，多带粮食。但是，有的战士视武器为生命，哪怕再重，也舍不得丢掉，结果因此而丧命。四个星期过去后，干粮没有了，连皮带也煮着吃了。廖耀湘下令将马匹杀掉，制成干粮，除开路的工兵营外，每人每天只准吃一块。但死亡人数仍在增加，基本上每走十米，就能见到一具尸体，有的还是刚刚倒毙，尸体尚存余温。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整支部队，连廖耀湘也有些萎靡不振。有一天，卫兵廖菊生问他，师长，还有好久的路？廖耀湘回答说，还有几天。廖菊生听后大哭，随即开枪自杀。原来廖耀湘说话没有过去那么响亮清晰，声音有些含混，廖菊生把几天听成了几千，误以为还有几千里路，立刻就崩溃了。这枪声惊醒了廖耀湘，令他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影响着许多人。由于廖耀湘始终与战士同甘共苦，指挥上也没有失误，所以战士们还是很服从他。廖耀湘的那位杜大师兄就不一样了。士兵们都已认识到他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把大家拖进了绝境。第五军直属部队的士兵把杜聿明的战马杀了，点起篝火烤着吃，而且不分一点给他。可怜的杜司令坐在旁边不断唉声叹气——以后他也得靠两条腿走路了。杜聿明哀叹的时候，蒋介石在重庆坐立不安。他请求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史迪威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搜寻这支子弟兵的下落。在史迪威的派遣下，一位姓王的团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超低空飞行，终于搜寻到在丛林里挣扎前行的远征军。他马上发出电报，刚发完，飞机就撞在一棵大树的顶梢上。王团长反应很快，抱着电台立刻跳伞。因为这位空军英雄，远征军终于跟蒋介石和史迪威联系上了。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蒋介石指示杜聿明不要回国了，撤退到印度休整。方向正确了，将士们都有了动力。廖耀湘强健的体格这时发挥作用了。他拿着刀，亲自带着工兵在前边开路。而杜聿明身体不如他，得了回归热，由八名士兵分组轮流抬着他走。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廖耀湘的副官，也是他的亲表弟，何贵生，把地图给弄丢了。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没有了地图就跟瞎了眼睛差不多。何贵生自知是死罪，躲了起来。廖耀湘找人不到，只有靠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判断方向。他通过树干颜色的深浅来确定太阳的方向（对太阳的那一面颜色发红），还通过树干截面的圈数密度来确定太阳下山的方向。通过这种最古老的辨向方式，他终于把部队带出了那片阴森的林海。这时候，每个连平均只剩下十来个人，等于整个师只剩下十分之一，可谓损失惨重。在幸存的官兵中，有一位年轻的翻译官，叫查良铮。他后来弃武从文，以穆旦做笔名，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一九四五年，穆旦回忆起这段死亡之旅，百感交集，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一一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结尾的祭歌部分他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噬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林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是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长。

事实上，每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官兵，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穆旦如此，廖耀湘也是如此。部队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老子说得好：祸兮福之所依。对廖耀湘个人来讲，这倒不是件坏事。第一、他的声誉不降反升。因为连野人山的蚂蚁都晓得，把部队带进山里不是他的错。相反，正因为他卓越的指挥能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而且他的个人体魄也让全军叹服。到达印度的列多后，大部分官兵都是形容枯槁，卧地休息，他却神采奕奕，在军营里跑来跑去，看望慰问官兵。蒋介石了解情况后，通令嘉奖廖耀湘，全体军官晋升一级，士兵全部提为干部。杜聿明则被老蒋调回国内去了，代替他的是同为黄埔一期出身的资深名将郑洞国。史迪威则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兼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第二、这次野人山行军也可以说是一次极其残酷的练兵，能够在那样艰险环境中存活下来的官兵，都称得上是精英，拥有了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廖耀湘正是以他们为骨干，整编出国民党五大抗日王牌军之一——新六军。第三、因为这次实战磨炼，廖耀湘对丛林作战有了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开始对这项特种战术进行系统思考，写出了《森林作战法》这部阐述特殊环境下如何作战的军事著作，及时训练部队。他本人也以此为起点，逐渐成长为当时世界上最擅长丛林作战的将领之一。

中国远征军（当时官方称呼改为中国驻印军）在美军驻印度的兰姆伽营地整训了一年多。蒋介石也很够意思，一边从昆明空运新兵补充到各个师团，一边从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运来美式武器装备部队。到了一九四三年底，憋足了劲的远征军开始反击了。廖耀湘率领新二十二师，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从印度的列多出发，向缅甸北部进发，缅北反攻战正式拉开帷幕。

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第三营行进至大奈河北岸的拉加苏时，被日军团团围住。史迪威下令刚抵达新平洋地区的新二十二师先锋部队六十五团前去解围。他制定的方案是：沿大奈河北岸，直扑拉加苏，解围后再渡河夺取大洛，控制整个大洛平原。这个命令如果下给了别人，也许就会遵照执行。但第六十五团团长傅宗良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个性很强。他认为，如果遵照史迪威的命令，确实能够很快解围，但那是正面硬攻，只能迫使敌人撤退。此后渡河攻取大洛，风险很大，很可能陷入苦战局面。傅宗良不但能看出原方案的弊端，还制定出新的进攻方略。他的谋划是：立刻渡河，沿南岸挺进大洛，这样既可以切断日寇据点孟关的后方补给线，又能迫使北岸围攻第三营的敌人撤回南岸，以确保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大洛，这样既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拉加苏之围也能不攻自解。傅宗良是个很有胆量的人，他认定自己的计划正确后，竟然不向上级报告，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清晨，渡过大奈河，沿南岸往大洛进击，同时将计划电报给尚在印度列多的的廖耀湘。廖耀湘接到电报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拍案叫绝，认为这就是古代兵法中的“围魏救赵”。廖耀湘本身就是个喜欢出奇兵的人，傅宗良这一招很对他胃口。但是史迪威晓得后，很不爽，觉得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他立刻给廖耀湘下令，要求按原计划实行，并将傅宗良撤职。廖耀湘考虑再三后，决定还是着眼于实际作战效果，向史迪威报告说这次行动是经过他批准的，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然后写了封信，把情况以及具体作战方法一一做了说明，让副师长李涛携带赶往前线。傅宗良志在建功立业，听说史迪威要撤他的职，很受打击，同时对廖耀湘替他承担责任十分感激，表示愿肝脑涂地以报答师长的知遇爱护之恩。六十五团的官兵们晓得这一情况后，都发誓要死拼，绝不让师长难堪。他们披荆斩棘，沿着险道快速前进。激战三昼夜，不但迫使日寇从拉加苏撤军回援，还歼灭了日寇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连队第三大队。史迪威接到报告后，还不太相信，亲自跑到战场验收战果，甚至连敌人尸体也一具一具地点清。事后他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要求嘉奖傅宗良，并提请撤回撤免傅宗良的前电。从此事可以看出，史迪威虽然性格高傲，但当发现自己错了，会马上承认。不像有的领导，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维护面子，干脆一路错到底。结果面子虽然保住了，却往往造成很大祸患，搞得怨声载道。这样的面子，不晓得有何价值？从这点来看，史迪威还是个不错的领导人。至于廖耀湘，惟善是从，主动替下级承担责任，就更加难得了。这次战役之后，他更得军心了。桀骜不驯，跟同僚格格不入的傅宗良公开说，我甘为廖师长所用。廖耀湘也向人表示，傅宗良只有我能用。从中可以看出，廖耀湘不仅能将兵，而且能将将，是块能统领大军的料子。孙立人见廖耀湘替他的部队解了围，双方的合作就更加融洽了。孙立人跟傅宗良性格差不多，跟上司和同僚往往合不来。而廖耀湘虽然不爱交际，而且跟同僚打交道时习惯直呼对方的名字，显得有点愣，但大家都喜欢他。连邱清泉、史迪威、孙立人这样出名难相处的人，都对他表示友好。这是因为廖耀湘除了本事过硬，让大家觉得少了他不行之外，待人真诚、表里如一、不争功、不显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大洛之战仅仅是个前奏，接下来的孟关才是大战之地。孟关是胡康河谷的行政中心。日寇在这里集结了七个步兵大队，山、野重炮兵和战防炮各一个大队，火力四倍于中国军队。廖耀湘没有丝毫怯意，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虽然打得快，但他快中有法度——先是派出一支步战特遣队，从孟关的东侧迂回敌后，在三月三日早晨切断了敌军补给线。同一天发动正面攻击，于正午击溃日寇十八师团主力，攻克孟关。他根本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挥师南进，穷追猛打，八号攻进了日寇第十八师团司令部，把敌人的关防大印也缴获了，给胡康河谷之战来了个漂亮的结尾。这场预想中的苦战打得如此之快，让东南亚盟军统帅、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感到很吃惊。他坐着飞机来到孟关，视察了战场。临走前特意拉着廖耀湘合影，并且竖着大拇指用很不标准的汉语说：“二十二师顶好！”蒙巴顿无论在军界还是政坛，都算得上是个大人物，他的肯定，让世界真正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廖耀湘也开始产生国际性的影响。但让他最开心的还不是蒙巴顿的表扬，也不是随后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十字勋章，而是中国远征军当初是从胡康河谷败退印度的，现在又胜利地打回来了，憋在胸中一年多的那股恶气总算能痛痛快快地吐出来了。

廖耀湘连赢两阵，但日寇的十八师团也确实耐打，在向布班山隘中全力布防。他们也是被廖耀湘的迂回战术打怕了，想利用山谷狭窄、两边都是悬崖绝壁的地形来杜绝被背后包抄的可能性。面对新的局势，廖耀湘又有新的打法。这时他的小部队战术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山谷狭窄，确实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回旋，廖耀湘将部队分割成很多小分队，好像无数把尖刀，在火力支援下，进行中央突破。这场战役既考验将领的战略战术，也考验士兵们的单兵作战能力。中国士兵们切实感受到了廖将军平时的严格训练是绝对有道理的。日寇是出了名的不怕死，作战能力也过硬，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但二十二师的士兵们能力更强。经过一番苦战，新二十二师又赢了一场。日寇第十八师团退到孟拱河谷，经过一番整休后，又得到了第五十六师团和第二师团各出一部的增援。他们三败于廖耀湘手下，极不甘心，打算在河谷内用逐次抵抗的方法挡住廖耀湘这只中国虎。但我们的廖老虎已经进入最佳状态，一口气攻克了五个据点。他越打花样越多，或迅速超越，或大胆迂回，用湖南话讲，是弄得日寇搞手脚不赢。在占领拉其卡后，廖耀湘迅速包围索卡道，排出了七个步兵营的阵容，并列出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决战，打了九天九夜。终于在六月九日下午，歼灭了有“南亚丛林之王”之称的第十八师团，替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中惨遭这个师团蹂躏的人民报了仇。索卡道之战成为了世界丛林战中的经典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廖耀湘指挥全师，歼灭了日本一个加强步兵师团。日本的一个师团相当于我方的一个军，廖耀湘以一个师对一个军，是典型的以少胜多。虽然此前在国内中国军队也取得过胜利，但基本是我方人多敌方人少，日本人输得未必服气。而索卡道之战非但是以少胜多，而且是完胜，这是中日战争史上一次极其辉煌的胜利，彻底洗刷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屡次惨败于日本军队的耻辱。第二十二师也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丛林作战第一师。这次战役后，日本战俘英井中队长说：“如以同等装备，日军可以一击七缅军、六印军、四法军、三英军、二德军、二美军，与贵军则一与一军而已。”这家伙明显输了还嘴硬，但强悍的日本军人能说出这番话来，实际上已经在向中国军人表示服气了。

廖耀湘立下了如此战功，蒋介石当然要有所表示。一九四四年八月，廖耀湘获得了国民政府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晋升为新编第六军军长，下辖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新二十二师获得虎旗一面。跟廖耀湘并肩作战、战功同样卓著的孙立人晋升为新编第一军军长。这两支王牌军乘胜追击，于九月中旬展开大兵团作战，对敌人在缅北平原的各据点进行扫荡，打通了滇缅公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因为日寇攻陷贵州独山，兵锋直逼陪都重庆，廖耀湘奉命率军以空运的方式回国驰援，结束了他的异域征战生涯。孙立人则留在缅甸继续追杀日寇。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印公路全线筑通，缅北反攻战以完胜告终。

纵观廖耀湘在缅甸的战绩，收复失地八万多平方公里，歼灭、俘获敌军十万余人，非但替国人报仇雪耻，而且大大改良了中国军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他本人获得了世界抗战最高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并且还挣到了一个外号：“中国的巴顿”，可谓扬威异域，驰名国际。因为他的威名，当新六军被空运到云南沾益时，在独山的日寇听说廖耀湘快来了，顿时忘记了武士道精神，竟然立刻撤退。一九四五年四月，抗日战争的最后决战雪峰山战役开始了。尽管已进入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但深知日寇实力的蒋介石丝毫不敢大意。为了保证胜利，他下令陈纳德将军用“飞虎队”把廖耀湘的新六军三万多人空运到芷江，作为战役的总预备队。一些日本部队听说廖耀湘这只老虎来了，又闻风而逃。蒋介石把新六军调回国内，虽然没怎么和日寇来场大仗，但目的全实现了，倒也暗合《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为首的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向国民政府乞降。随后，日本在南京正式向国民政府投降。谁来担任受降仪式的警戒呢？美国的魏德迈将军对蒋介石说：日本人一贯嚣张，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真的失败了。所以现场警戒的部队，得是日本人很害怕的一支部队，这样才能镇得住场。蒋介石一听，觉得有道理，经过考虑之后，他决定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新六军。几天后，新六军就被空运到南京。日本人看到这支打败了他们“丛林之王”的军队站在面前，顿时心虚气沮，在整个受降仪式中表现很老实。廖耀湘在国内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

内战声名裂

兵败辽西是廖耀湘的一生至痛。战败被俘后，他拒绝跟四野大将韩先楚握手，并说，要林彪来，再干一场，可见他输得并不服气。一九六一年被特赦之后，廖耀湘碰到那些当年潜伏在身旁的间谍同事，仍然耿耿于怀，怒目相向，说是看不起这些专门偷鸡摸狗的人。也就是说，廖耀湘认为自己跟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虽然失败，但是，“非战之罪”——不是仗打得不好，而是别的因素在作祟。他这样认为，到底对不对呢？我的看法是：也对也不对。

先来说说，我为什么承认廖耀湘的不服输有合理的一面。一九四六年二月，廖大将军带着新六军远赴白山黑水，跟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战场上PK。东北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毗邻苏联、蒙古和朝鲜，俯视华北，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全国最发达的重工业，进可逐鹿中原，退亦足可自保。*和蒋介石都看到了它的重要性，各自投入了精锐力量。*派出的是林彪。在共产党众多将领中，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和粟裕是公认最能打的四位。彭德怀擅长打硬仗，解放战争中，*把他留在西北，担当护驾重任。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修养之深透全面，在共产党内无人能及，实际指挥能力也很出色。粟裕是自学成才的军事大家，他跟*一样，是个师范毕业生，后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达到了用兵如神的地步。*对他上报的作战计划从来就是批准照办。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学生。在杜聿明屡次败于林彪之手的时候，蒋介石曾经对他大发脾气，质问他这个黄埔一期的为什么打不过黄埔四期的。蒋介石这个质问显然有点搞笑。按照这句话的逻辑，那他根本就不要派廖耀湘这个黄埔六期的来跟林彪打。为什么？因为师弟总打不赢师兄嘛。其实在任何领域，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有部影片很火爆，叫《叶问》。影片的主人公叶问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咏春拳这个南派拳种的一代宗师。他在香港收了好些徒弟，当中有他的儿子叶准、叶正，有后来成为“讲手王”的黄淳良，也就是《叶问2》中黄晓明所扮演那个角色的原型，还有张卓庆、梁相、骆耀等人，都成为了名家。但是，他门下成就最高的却是很晚才入门的李小龙。练武术是这样，搞军事也是这样。

在战争初期，廖耀湘的新六军表现得勇猛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民主联军一个师或者一个军。尤其是新六军的核心部队、他一手带出来的新二十二师，打得民主联军非常畏惧。该师六十五团在威远堡门进攻中击败三纵，等于是一个团打败了一个军；六十四团在沙后所大败民主联军最精锐的部队二纵四师，等于是一个团打败了一个师。新六军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是一个因素，装备精良也是一个因素。廖耀湘充分利用火力强大的因素，制定出一种新的打法。他规定，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五到十分钟内要冲进对方阵地，不给对方还手机会，实质就是利用炮火优势缩短冲锋时间。所以只要新六军出现，如果是攻击，那么民主联军只有撤退，如果是防守，民主联军也是徒唤奈何。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集中了八个团，有三万人，向辽河以南的沙岭村发起进攻。防守沙岭村是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团和师属教导营，总共就三千人。双方兵力对比是：十比一。结果打了一个白天三个晚上，民主联军伤亡两千一百余人，不得不撤退。这场战役成了四纵的奇耻大辱。因为新六军展示了如此之强的杀伤力，在四平保卫战中，林彪最后下定决心，不惜违反*“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命令，下令撤退。四平保卫战成了林彪的一次惨败，前后损失四万人（包括本溪的伤亡人数）。在白崇禧的督战下，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指挥军队一路猛追，把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林彪甚至做好了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东北限看就要被国民党控制。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蒋介石却做出了两个令人大感意外的决定：一是下令停止追击。二是把白崇禧调离东北。*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却是网开一面，结果让林彪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白崇禧是力主追杀到底的，他的构想就是：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这个构想的可行性很强。因为孙立人已经率领新一军兵临哈尔滨城下。以当时民主联军的实力，是难以守住哈尔滨的。哈尔滨一下，整个松花江以北都在掌控之中。林彪只有跑到苏联或者蒙古打游击去。东北一平，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抽调回关内，中原的局势就会马上发生变化。但是，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政治权衡凌驾于军事谋划之上。他不愿意让白崇禧建立这个不世之大功，更担心白崇禧在东北坐大，于是把白崇禧调回。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白崇禧的军事才能比他强，在历史上几次公开跟他唱过对台戏。而孙立人是非黄埔出身，偏偏军事才能又非常拔尖。白崇禧要是把他拉过去，两人合力，会是很大的麻烦。他的命令不但让白崇禧心灰意冷，连在前线的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也都感到不可理解。孙立人更是向上级力争。但蒋介石个性强，意志坚定，他做出的决策，下面的人再如何反对，都难以更改。对于一个领袖来说，意志坚定当然是必需的素质，但是，如果坚定过头，就变成了固执。当然，蒋介石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一个前提判断：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垮，再也构不成威胁。这个判断显然大错特错。因为东北民主联军虽然元气大伤，但是，绝地反击向来是共产党的强项。当年红军在湘江几乎全军覆没，又遭到了蒋介石的万里追杀，� ��是奇迹般地在西北生存下来。林彪又是个罕见的军事奇才，让他获得任何反击的机会，都有可能是致命的。蒋介石又一次低估了对手。他想把彻底扫平东北的大功让自己的门生杜聿明去立。

杜聿明继承了校长的派系主义，接着把跟自己矛盾很深的孙立人排挤走了，这让为东北局势忧心忡忡的*大喜过望。后来杜聿明因病辞职，继任的陈诚又出了两大昏招：一是把跟他不和的陈明仁排挤走了。这样，东北最能打的三位国民党战将，只剩下廖耀湘一人在独木撑天。二是下令解散从伪满洲国接收来的四十万伪军。结果这支拥有日本军备、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精华被林彪吸纳过去，让他在短时间内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实力还比以前有所增强。虽然他还是守在松花江以北，但是，那股杀气已经冲过大江，直指辽西。

孙立人、陈明仁被迫黯然离开东北，廖耀湘却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先是在四十二岁那年成为了国民党最年轻的兵团司令，统领第九兵团。孙立人离开新一军不久，廖耀湘奉命组建西进兵团，收编了这支精锐之师。这样，国民党最强悍的两支现代化部队：新六军和新一军，都归他统领。如果蒋介石能够让廖耀湘掌握东北最高军事指挥权，放手让这位国民党的顶级战将跟共产党的顶级战将林彪对决，那么，无论胜负如何，在东北战场上都会上演人类战争史上精彩绝伦的一幕。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廖耀湘。杜聿明生病了，就换个陈诚。陈诚搞不下去了，又调来个卫立煌。卫立煌虽然具有高超的军事才能，但因为非蒋介石嫡系，对东北部队难以指挥如意。说蒋介石不信任廖耀湘吧？廖耀湘是他一手栽培的，而且从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何况他又给了廖耀湘东北大部分军权。那是什么原因让他始终没有把东北保安司令官这个位置交给廖耀湘来坐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始终没有摆脱旧式军队中论资排辈的惯性思维。虽然廖耀湘能干忠诚，但他潜意识里始终认为这个黄埔六期生资历还是嫩了点，当个兵团司令已经是很破格了，要挂帅，还是得选杜聿明、卫立煌这样的资深大佬。二是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思维套牢了他。终其一生，蒋介石都不会让哪个属下独掌大权，总是会派出其他力量进行牵制，甚至刻意制造矛盾，这样他就可以从容驾驭，不用担心谁会跳出了他的如来佛掌心。平心而论，蒋介石的这两套手法，如果放在和平时期，确实能够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东北争战是特殊情况，他还抱着老皇历不放，只能说是不懂变通了。

廖耀湘非但不能过问民政，连在军事上也要听命于杜聿明、卫立煌、郑洞国。这只老虎虽然勇冠三军，智谋出众，身上却被绑上了一块巨石，显得行动迟滞。让廖老虎最头疼的是，校长大人虽然身在南京，却经常越级指挥。虽然蒋校长南征北战多年，通晓军事，但此时不在前线，许多命令可以说不切实际。偏偏蒋校长还要对廖耀湘下密令，要他可以不理会杜聿明、卫立煌，直接听命于他。面对最高领袖的这种亲密表示，廖耀湘实在左右为难——听老头子的吧，会贻误军机；不听老头子的吧，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在整个西进兵团司令官任上，廖耀湘都处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之中。大将临阵，讲究的是方寸要稳。而廖耀湘却陷入矛盾窝中不能自拔。他甚至还要为劝蒋介石收回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命令而跑到南京去。两大高手之间决战，一个心无旁骛，全力施为，一个不断有人在扯他后腿，胜负如何，可想而知。

在准备发动辽西会战时，廖耀湘考虑到辽西走廊山林沼泽众多，机械化部队行进困难，很容易受到对手围攻，建议由营口走海路登陆葫芦岛，会合东进兵团解锦州之围。但是他上头的东北“剿总”没有采纳。锦州失守后，“剿总”让西进兵团回师沈阳，国民党参谋本部又有不同意见，双方反复研商，迟迟未做决定，害得廖耀湘停滞于新立屯数天。等到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集结于黑山、打虎山形成合围后，又命令廖耀湘挥师东进，等于送进对手布好的口袋阵，最终导致了西进兵团的覆灭。廖耀湘不是没有争执过。他跟卫立煌吵过，因为卫立煌的办法是像只乌龟一样缩在沈阳不动，一厢情愿地等待关内支援。他也违抗过蒋介石的命令，因为蒋介石要他率领兵团单独出辽西增援锦州，似乎一点都不晓得林彪的拿手好戏就是围城打援。那么，到底是谁的意见对呢？中国现代战争史专家王树增在他的大作《解放战争》中写道：“应该说，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占领锦州和长春后，在国民党军的东北将领中，头脑还算清晰的就是这个廖耀湘。作为在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将领，他更多关心的是官兵们的出路……就东北战局未来发展而言，如果廖耀湘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廖耀湘兵团能够迅速移动到营口，而不是整整五天原地不动，整个战役的走向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他还指出，当时*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即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在锦州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情况下，走陆路撤入华北很困难，那么由营口走海路撤退的可能性很大。营口封冻的时间是十一月，国民党军要走，就必须赶在十一月之前。当初*之所以坚决主张打锦州，就是为了关闭东北大门，不让东北的国民党部撤人关内。如果国民党部从营口走海路撤退，那么原来的功夫都白费了。一旦廖耀湘兵团进入华北和中原，那么，肯定会影响已经启动的淮海战役。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对手蒋介石竟然会愚蠢到亲临沈阳逼迫廖耀湘出辽西，他的理由是要在撤退之前跟林彪来一次决战，而这正是*和林彪求之不得的事。这又一次显示出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重大缺陷：他总是拘泥于一地一时的得失，最终却输了全盘。廖耀湘迫于压力，只好驱师西进。尽管大势不妙，但他还是想依靠自己卓越的指挥能力败中求胜。但蒋介石似乎是担心他这个学生不晓得打仗，总是越级指挥。当廖耀湘认为他的决策错误时，他甚至威胁说要军法从事。廖耀湘悲愤之下，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送掉兵团的主力，那我也不能再负责任，就由你们去罢！”最终国民党最精锐的力量被堵在了东北，全军覆没。综合以上因素，廖耀湘兵败辽西，不是因为他缺乏指挥才能，也不是西进兵团战斗力不行，而是多头指挥让他陷入了困境，用他老部下的话说，是对蒋介石的愚忠害了他。

但是，廖耀湘兵败辽西，作为主将，他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他本人性格中的一些因素制约了他的发挥。作为大将，他有足够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他缺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概，独立自主的气魄不够。这一点，孙立人比他强。在杜聿明下令进军野人山时，他的表现就比廖耀湘优异，断然抗命，使自己的部队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廖耀湘只要蒋介石一发火，就立刻屈服，明知是错的也去执行。他的忠诚确实让蒋介石放心，保证了他在军中的一帆风顺，但这种忠诚最后变得没有原则，成了愚忠，最终断送了自己辛苦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二，廖耀湘很大程度是败于情报战，以致于不肯原谅那些当过间谍的共产党人。其实作为熟读古代兵书的廖耀湘，应该明白用间谍是兵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孙武早就说过，兵者，诡道也，在《孙子兵法》中还辟专章论述如何“用间”。廖耀湘自己就依靠间谍取得过胜利。当年林彪撤离四平时，在廖耀湘的策反下，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廖耀湘由此获得民主联军实力大损的关键情报，大胆猛追，最终将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后来他被东野的情报人员搞得晕头转向，那只能怪他自己的情报工作没做好。第三，廖耀湘终究没能修炼到心如止水的兵家最高境界，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失去了往日的沉着和耐心，不采用密语，用无线电明语指挥部队，这等于是把行动路线通知给解放军。最后兵败，也属必然。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廖耀湘在辽宁黑山以西被俘，几次寻机自杀，以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都被看守人员发现制止。他当了十二年战俘，期间被请到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为高级班授课四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中遭到红卫兵批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名将因心脏病突发，在寂寥凄凉中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二岁。

马笑泉，1978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当代》《收获》《人民文学》《散文》《诗刊》等国内一流文学期刊，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迷城》《巫地传说》《银行档案》，小说集《愤怒青年》，诗集《三种向度》《传递一盏古典的灯》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获《当代》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