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楚于大和三年（89）十一月接到新的任命，处理完洛阳的公私事务差不多该过年了，到郓州上任可能已是次年初春。
郓州节度使府中的人们都说，新来的长官令狐楚毕竟是做过宰相的，其人驭下有术，气派非凡，不苟言笑，威严庄重。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身边总有那么一个身着白衣的弱冠少年随从侍奉，不但常为他跑腿传话、办理杂务，而且无论春秋，年迈的长官若要赏花饮酒，吟诗论文，总爱让这个少年巡官陪同。真可谓“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①。巡官对长官固然恭敬顺从，长官对巡官也总是和颜悦色，呵护有加。
渐渐地，人们知道了，那个年轻巡官乃是节度使大人特别垂青的才子李商隐，是大人特地从洛阳把他带来的。
上面那段“每水槛花朝……”的话，引自李商隐致令狐楚的一封信，是对郓州生活景况的回忆，应该是很真实的。令狐楚于开成二年（87）去世，李商隐在哭奠文章中回忆到这段日子，又这样写道：
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脱蟺如蛇，如气之易。……①
前四句概括而形象地描述了他在天平军幕时的情景，“将军樽旁，一人衣白”，突现了令狐楚对他的厚待。从大和三年初见令狐楚，到老人去世恰好十年。十年光阴一晃就过去了，但李商隐在令狐楚的教导提携之下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已经从只会写古文到精通骈文，掌握了立足官场必备的本领；他已经从一个不更世事的少年经过一番磨炼，并终于进士及第，犹如蝉和蛇之蜕去旧壳化为新躯一般。李商隐对令狐楚充满感激之情，不禁由衷地说出“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这样的话来。这句话给人印象很深，值得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誉公怜，人谮公骂”这一句。
由此我们知道，早在李商隐年方弱冠、刚刚踏入社会之时，就遭人妒忌和谮害了。由于令狐楚的赏识，商隐获得“人誉”并不稀奇，这种称誉或许未必全出真心；但明明有令狐楚庇护，竟也有“人谮”的事发生，并且不仅在背后说说就算，还一直闹到了令狐楚跟前，以致非得由他出面痛骂制止不可。这就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思考了，特别是结合李商隐后来的遭遇，就更值得玩味。
此时的李商隐初涉社会，尚未脱天真幼稚之气，从没做过什么可指责的事，究竟有什么问题可被“人谮”的呢？无非是文才高华和受宠于令狐楚罢了，难道这就会让有些人气不顺，要盯牢他，诬毁他，向他泼脏水了？从令狐楚的“骂”，可知谮害者的用心相当险恶，手段相当卑劣，要不老人怎会发那么大脾气。李商隐在悼念文章中特意提及此事，可见此事给他的印象之深。
不过身处天平军幕中的李商隐到底年轻乐观，又有令狐楚护着，他并没把那些无聊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他又哪里会想到，更厉害的诬陷攻击还在后头，更哪里会想到，就在令狐楚逝世后不久，新的流言蜚语将凌空袭来——正是在哭悼令狐楚的开成三年（88），李商隐刚刚受到过一次莫名其妙而又极为猛烈的攻击，使他处于激愤和痛苦之中。他在祭奠令狐楚时特意提及“人谮公骂”的往事，恐怕并非偶然。当是既想到自己之被人谮害已非首次，又想到当年有令狐楚骂退谗言，如今却无人为自己撑腰了。
不过，在大和四年至六年（80—8），李商隐身居天平军幕时，后来的那些窝心事尚未发生，他的处境还是很不错的。由于令狐楚的悉心教导，当然也由于他自己的悟性和努力，他的骈文技巧进步很快。也许令狐楚还曾让他代笔起草过一些公文信函，给过肯定和鼓励。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心情愉快，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对令狐楚的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谢书》）
前两句说自己只是个书生，只知手持笔砚随从大帅，心中并没有太多别的念头。“半夜传衣”用佛门禅宗故事：五祖弘忍选择嗣法弟子，最终没把衣钵传给呼声最高的神秀，而是在半夜秘传地位最低的慧能，并让他连夜出走到南方传法，慧能遂开创禅宗南宗，为六祖。这里比喻令狐楚将骈体章奏之三昧传给了自己，衷心感激、意外庆幸兼而有之。王祥是晋代位至三公的人物，传说在他名位未显时，他的上司就认为他是“公辅之量”，把一柄经人鉴定只配三公佩戴的宝刀赠送给他，等于预言他将来必为宰辅，后来果如其言。李商隐这时因为学得作文绝技，自信前途无量，竟然觉得连王祥那样的幸运也无可羡慕了。
大和四年（80），李商隐满二十岁，令狐楚考虑到他的前途，决定让他到科举场上去历练一番。令狐楚家的情况是长子令狐绪可以荫庇得官，无需参加科考；次子令狐绹则已在今春应试及第，荣登金榜。郎君高中，李商隐去给令狐楚道喜，令狐楚对他说：“今冬你便可随计进京，明年礼部春闱你也该去试一试了。”
——这简直是把李商隐当子侄般对待关照呢。
唐朝制度，每年十月各州县向中央上报一年的赋税账目并贡献方物土产，称为“上计”，同时也就向朝廷送去一批培养成熟、可参加各科考试的人才，这便称为“计偕”或“随计”，这些人才也就是所谓的“乡贡”或“贡士”。
中唐杜佑《通典·选举典》对此事有较详说明：“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①
晚唐五代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则追溯此制由来：“始自武德辛巳岁（61）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②
李商隐大和四年初次进京，可能就是作为郓州的“举选人”随计而去的。当时每州随方物入贡的人数有限，尤其是去应进士科考试的人才，更是限制得严，像同州、华州、河中府等地位重要的州府，送进士都不得过三十人，福建、黔桂及岭南诸道、府只能送七人以下。郓、曹等州介乎中间，所送也不得超过十一人，名额是相当紧张的。大和四年，李商隐就占了郓州额度中的一个，这当然与令狐楚正做着当地长官有关。
李商隐随计上都，来到京师长安，看到雄伟的皇宫，宽阔的街道，巍峨的城墙，整齐的里坊，繁华的商市，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觉得到底是京师，各方面都要比洛阳更为宏阔壮观，心中无比激动，作为一个大唐臣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不禁油然生起。
这次是他初入试场，意气风发，信心满满，只待进士及第，释褐为官，好为国家朝廷作出一番事业，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抱负。
唐朝每年的进士考试都是很隆重的。主考官的级别几经变动，最终固定为礼部侍郎（礼部的第二把手），考场设在礼部南院。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每年总在千人以上，这批身着白麻粗衣的士人每年十月来到京师，便各寻关系，投书呈卷，拜师会友，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成了长安一景。
来京之前的种种手续不算，到了京师他们还有许多规定的关目要做。首先要按礼部颁发的样版写出《家状》（详细汇报家庭状况），与各州府发给的《文解》（荐送文书）一起交纳到尚书省主管机构，这才算是报到了。然后举子们要结款通保，或三人，或五人，结为“互保”关系，相互督促遵纪守法，如果其中有人犯规，合保者也要受罚。
为显示国家对人才的重视，政府的四方馆（负责接待国内外来宾的机构）在考试前要安排一次集会：“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宣曰：‘卿等学富词雄，远随乡荐，跋涉山川，当甚劳止。有司至公，必无遗逸，仰各取有司处分。’再拜舞蹈讫，退。”①由四方馆舍的当直者出面召集，值得注意的是集会地点：含元殿。此殿是大明宫的正殿，那是朝廷举行大朝会的地方，放在今天，或许可比人民大会堂吧。可见朝廷对这次集会的重视。这既是一次总点名，也是对考生的慰问，既可显扬国家权威，又宣示了主司的公平，也可让考生之间有个相互认识的机会。
更隆重的一次，则是“元日引见”，即皇帝在元旦日接见来京参试的考生，这对他们来说，自是更大的荣耀。此外还有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像，听学官们讲经问难等仪式。经过这些活动的考生，自是个个摩拳擦掌、憋足劲头，准备在考试中好好表现一番。
不过，临考之日，这些考生所受到的待遇却有点令人难堪。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检查搜身，才能携带笔砚饭食饮水乃至几案蜡烛之类进入考场。
搜身是为了杜绝夹带。看来任何时代，都存在考生作弊的现象，个别害群之马也就使众多考生难免蒙羞。唐朝考试严禁带书卷入场，唯韵书，如《切韵》《唐韵》之类不限。
进士试要考三场，杂文、帖经和策文各一场。每场考试时间都很长，可以从早到晚，大约十二小时左右。而且第一场（往往是考杂文），若考得不好，第二场的资格就被取消，依此推之，真是一场也不能马虎。每年进士录取名额至多三十人，可想而知那竞争的激烈。相对而言，明经科因录取人数多，就要容易些。也正因为如此，能够高中进士，便是格外荣耀的事。①
李商隐在大和五年（81）春初次参试，当然免不了经过上述种种关口。总算参加了进士考试，他的自我感觉还不错。
可是，谁知礼部放榜，他竟名落孙山。这对商隐是个不小的打击。
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初试不利，倒也没什么奇怪的。才如王昌龄，学如韩愈，他们也不是“一举成名”的，至于有的人多次应试落第，甚至终生不第，亦并不少见。自己才失败一次，来日方长，何须沮丧？
李商隐回到郓州，令狐楚早已知他考试失利，也没说什么，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而且第二年，照旧给其资装，让他随计进京，参加考试。
大和六年（8）二月，令狐楚奉命调往太原，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等。《旧唐书》令狐楚本传载：“楚始自书生，随计成名，皆在太原，实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镇，邑老欢迎。楚绥抚有方，军民胥悦。”太原是令狐楚的发迹之地，多年后他到太原任最高长官，几乎有衣锦还乡之感。
令狐楚调动的时候，李商隐正在长安应考。这是第二次了，结果却仍然榜上无名。发榜之时，恰逢令狐楚调任太原，李商隐有一信寄令狐楚，对他的调动表示祝贺，同时报告自己再次失利的消息。这信是用心写的，而且写给令狐楚当然需用标准的“四六”，因此颇能代表骈体信札的格式，反映李商隐文章的风格和水平，很值得一读：
不审近日尊体如何？太原风景恬和，水土深厚，伏计调护，常保和平。某下情无任抃贺之至。丰、沛遗疆，陶唐故俗，自顷久罹愆亢，颇至荒残。轩车才临，日月未几，旱云藏燎于天末，甘泽流膏于地中。堡鄣复完，污莱尽辟。此皆四丈膺灵岳渎，禀气星辰，系庶有之安危，与大君之休戚。再勤龙阙，复还凤池。凡在生灵，冀在朝夕。伏惟为国自重。
以上是信的第一段，意思其实很简单，若用直白的话说，不过是问候和祝愿而已。但用骈体写来，由于运用典故和对仗，就显得文字雅驯、韵律铿锵，有文采有形象，造成了美感，从而使收信人感受到写信者的恭敬和深情。文中称令狐楚为“四丈”，是把他当作了亲切的长辈，令狐楚在家族中排行第四，“丈”是对长辈的尊称。这一段以问候起，以祝祷结，接下去转入自述，那才是本信的重点内容。
某，才乏出群，类非拔俗。攻文当就傅之岁，识谢奇童；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徒以四丈东平，方将尊隗，是许依刘。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自叨从岁贡，求试春官，前达开怀，后来慕义。不有所自，安得及兹？然犹摧颓不迁，拔刺未化；仰承裁鉴，有负吹嘘。倘蒙识以如愚，知其不佞，俾之乐道，使得讳穷，必当刷理羽毛，远谢鸡乌之列；脱遗鳞鬣，高辞鳣鲔之群。逶迤波涛，冲唳霄汉。伏惟始终怜察。
这一段以含蓄的自谦起笔，但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李商隐读书学文，确是从“当就傅之岁”开始，他向令狐楚“献赋”求教，也正是“近加冠之年”。而所谓“识谢奇童”和“号非才子”，可算是应有的谦词。同时也就为引出“徒以四丈……”等下文做了铺垫。东平就是郓州，“尊隗”用燕昭王尊郭隗以广招贤才的典故，“依刘”用王粲到荆州依靠刘表的典故。这几句接着上面的自谦说，我本年轻无才，幸得四丈在东平开幕府招揽人才，我才有幸被接纳，就像当年王粲投奔刘表门下那样。“每水槛花朝”几句，前面引过，具体地描述自己受到殊遇的情况，充满感激之意。
“自叨从岁贡”以下乃进入真正的主题。先说自己一连两年以乡贡身份随计进京应考，若非令狐楚特别关照，岂能如此？接着报告考试失利，深表歉意。但马上转笔，请求继续支持——为使语气委婉，这里用了一个前提假定的长句：倘若您能相信我，继续给我以支持，那么，我一定能够由丑小鸭变成大鹏鸟而一飞冲天，由泥鳅黄鳝变成大鲸鱼而在大海遨游！
“由丑小鸭”云云，只是“刷理羽毛”几句的大意而已，并没将原话的意思完全译出，也远没原话漂亮。我们不得不承认，骈文有其特殊的精练、雅致和含蓄，能够表达更丰富的意思而又表达得更为委婉，能够把很难直言的意思变成优美的文辞道出，最适合用于需要外交辞令的场合。李商隐正是这方面的高手，这封信不过是他的牛刀小试。信的末尾则是一句必有的套话，商隐所写是最简单朴实的，有人（比如韩愈）有时会写得更加冗长而肉麻。
令狐楚老于世故，让李商隐随计应考本也有让其历练之意，收到商隐的信，更了解他的心思和志向，便叫他还是先到太原幕中来，李商隐当然听命而去。
这次令狐楚在太原时间不长。仅一年多，他就被任命为检校右仆射、吏部尚书，太原尹要换人了。这样，李商隐在太原幕府中的差事也就做不成了。不过，令狐楚在离开太原之前，还来得及为李商隐安排好，以太原乡贡的身份到长安参加进士试。
大和七年（8），李商隐再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时间过得真快，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京，第三次踏入贡院的考场了。但是，这一年他仍然是考试无成。说来也巧，一连三年，主考官都是贾，结果一连三次，李商隐是次次铩羽而归，而贾却从礼部侍郎一直做到了宰相，所以李商隐谈起应试经历，曾说过自己“为故贾相国所憎”的话。
如果说父亲早逝是李商隐幼年的不幸，那么，科举考试不顺，可以说是李商隐踏入社会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大困厄，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厄。
李商隐之屡试屡败，当然绝非真是为某个主考官“所憎”的缘故。试想，每年拥向京城应进士考试者，有上千人，甚至更多，但录取名额却只有三四十人，成功的几率本来就极低，能够名登金榜必然只是极少数。翻翻唐人的传记、诗文或正史野史相关史料，我们不难看到“十上不第”“二十上不第”乃至“三十上不第”和“终生未第”的情况。很清楚，李商隐们的困厄，实乃科举制度本身所致。这个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执行结果必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也许，这还正是制度设计者所希求的——让天下读书人都投身于科举考试之中，并在仕进的路上奔竞，实际上等于陷身泥潭，免得他们胡思乱想甚或胡作非为，对稳固统治无疑是有利的。
科举制虽然比世禄世卿、九品中正之类世袭性制度进步，但远非十全十美，要求它绝对公平，也并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任何制度都需由人来执行，而人的本性缺陷和素质差异又不可免，所以任何制度，即使它再好，即使在其实施早期、优长还较为明显之时，也总会出现偏差和漏洞，也总会有人钻空子谋私利。
科举制度定形于隋，大盛于唐宋，延伸至明清。从晚唐到科举制的废止还隔着千年之遥，然而这并不妨碍晚唐科举已经发生许多乌烟瘴气的事，诸如中国社会中必有的打通关节、请托行贿、考官营私、考生舞弊、豪门权贵上下其手、宦官藩镇横加干预等等，几乎样样都有。
更有甚者，是朝官之间拉帮结派，公然操纵举场。就在李商隐开始参加考试的大和年间，“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①。这批官员仗着占据要津、人多势众，竟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手遮天暗箱操作，操控考试结果，实际上已成为买卖进士和官额的“举场掮客”。买通了杨虞卿诸人的士子固然“无不如志”地圆了进士梦，但进士名额的进一步紧缩必然加剧另外许多士子被无辜挤落的可能，以致当时举子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②
苏、张，指苏景胤、张元夫，“三杨”便指杨氏兄弟虞卿、汝士、汉公。在广大举子眼中，这些官员手操着生杀大权，实在是既可怕又可恨。
朝廷也想整顿，除加强各个环节的监察之外，还不止一次地根据举报进行复查重考，严惩查有实据的涉案官员。穆宗长庆元年（81）的钱徽、杨汝士案就是著名例子。
那年主考官为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亦参预其事。考前，段文昌（前任宰相、时任西川节度使）和李绅（时任翰林学士）皆有信致钱徽推荐拜托所善考生，钱徽也并未拒绝。但最后发出榜来，段、李二人所托的人落空，再看录取的人中，却有不少是有背景的公卿子弟，甚至有考官的近亲，其中最显眼的像故相郑珣瑜之子郑朗，参与阅卷的杨汝士之弟殷士，宰相裴度之子裴，以及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
于是段文昌上奏章揭发：“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穆宗向诸翰林学士咨询，元稹、李绅、李德裕都说“诚如文昌言”。穆宗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持复试，结果郑朗等十人被刷落，这几乎是原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可见问题之严重。朝廷发布文告申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的现象，钱徽、杨汝士、李宗闵也因此贬官。①
惩处徇私舞弊的考官，黜落名不副实的及第人，这样做也许能够稍稍抑制过于露骨和严重的科场舞弊，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科举制对一般士子的残酷性。而且这样的大动作，也不可能经常采用。广大士子如李商隐之辈，还是只能在既定的途辙上艰难地挣扎。他们的命运看似由自己的考试成绩决定，但实际上依然是被种种不可知的因素左右着。
大和七年（8），李商隐二十三岁，已经出入科场三次，但是毫无斩获。如果他不愿就此认输，那么，这样的历练就还得继续下去。
令狐楚到京师任职，李商隐则暂回家乡荥阳。正好此时的郑州刺史萧澣是令狐楚的好友，他便写了封私函，让商隐带给萧澣，以便商隐得到些照顾。
萧澣，上文曾提到过他的名字。他本在朝任给事中，与杨虞卿诸人沆瀣一气操纵科第，在人事关系上属于牛僧孺、李宗闵**。
原来唐朝乃至中国许多专制朝代都患过一大痼疾，便是朝中的主要官员，往往分帮结派，朋比为奸，近己者扶之昌之，异己者排之灭之，严重的便被称为“朋党”。而自唐宪宗元和朝后期起，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至宣宗大中朝绵延垂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便是拖延时间最久、涉及人数最多、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结果也最惨烈的一次。在这一时期，牛李两党的魁首牛僧孺、李宗闵（牛党）和李德裕（李党）常轮流为相执政而贬逐对方，偶尔同时在朝，则分歧百出，你东我西，相互纠弹，争斗不已，弄得皇帝也束手无策，叹道：“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①
大和六年（8）冬，牛僧孺罢相。次年二月，李德裕入朝拜相，李宗闵亦被罢出朝。三月，作为牛党羽翼的杨虞卿、萧澣均外贬，杨为常州刺史，萧为郑州刺史。而李商隐正是在此时得令狐楚绍介而结识了来到郑州的萧澣。
萧、杨之流在朝为官时结党营私、弄权卖官，实非正人，他们的被贬既有官场倾轧的因素，严格说来也是咎由自取。
然而，一方面，中国民间有同情弱者和失势者的传统；另一方面，人在失去权势后往往有所变化。即以萧澣而言，当其在朝时，恐怕李商隐欲见其一面也难，而现在，他被贬沦落，李商隐肯去看望他，他甚至会心生感激也说不定。总之，李商隐和萧澣就在这特殊情况下成了忘年之交，两个人当时在各自的生涯中都处于落魄失意的境地，所以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后来萧澣随党争态势的变化，又经一番浮沉，曾回朝任刑部侍郎，但在李训、郑注当权时又被贬为遂州司马，最后便死于任上。
应该是在李商隐与萧澣相见于荥阳不久，某日黄昏时分，商隐独自登上城楼，意欲一舒胸中郁积的苦闷。他拾级而上，登上了城楼的最高层，极目四望，只见夕阳西沉，晚霞泛起，荥阳城花明柳暗，春色尚浓。忽有一只孤雁横空飞过，留下一声声哀唳。商隐触景生情，不觉吟出一首小诗：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那远飞的孤鸿既是眼前所见之景，又让他觉得像是自己的化身，一时间，他的脑海中竟将自己和孤鸿叠印起来，分不出彼此了。
一次，商隐去拜见萧澣，萧澣竟谈起了这首题为《夕阳楼》的诗，并且表示欣赏。原来他已经从传抄中读到了。李商隐一面谢过萧澣，一面也就向他诉说了多次应考无成、深感孤苦无依的心情。萧澣当然了解此中的奥秘，认为年轻人屡试不中实乃常事，不该如此颓唐，并应许商隐，倘今后有机会一定给以援手。萧澣的话温暖了李商隐的心，使他衷心感激。虽然后来萧澣实际上并未能帮上李商隐的忙，相反自己都被贬逐到偏远的遂州，并由刺史降为司马，李商隐却格外同情起他来，特意在这首小诗的题目《夕阳楼》下添了个注：“在荥阳。是所知今遂宁萧侍郎牧荥阳日作矣。”后来，当他得知萧澣在贬所去世时，还写过一首《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的诗表达哀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