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在市的时候，已近下午五点。阳光依然亮得晃人眼。仲夏时节漫长的黄昏似乎迫于它的威慑，尚未露出一角苍凉的衣袂。但站在山冈上，能感受到风中的清凉之意正一丝一丝地积聚，在为发动对炎热的全面反攻而积极备战。在市乡委会就设在冈顶上。横站在大门右边的双层青砖楼是全乡的行政枢纽所在。墙上只挂着一台空调外机，其他办公室都使用吊风扇。位居院内左后方的那栋青砖楼显然在时光中浸染得最久，砖色显得分外沉着醇厚。朱红色的窗框镶嵌着清玻璃，内层以红漆铁条为窗棂。此种窗户造型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随处可见，自有一种整肃大方的风格。窗户上方均有窗罩，欧式皇冠形的边框中雕刻着彰显革命风范的图案：一楼的为三条不等长的船形稻穗依次叠放，托起一颗大五角星，五角星底部还雕出白色长方形基座，基座上刻着“1951”四个红色的数字；二楼的为一大四小五颗红星。此种风格的建筑，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那批建筑学家于革命和艺术中苦心寻求平衡的产物。一楼大门左侧的墙体上，有十二个拳头大的繁体字，乃是红色蜡笔写就：中华共产主义共和国总统府。这个奇异的称呼让同行的陶永喜、陶永灿、杨进汉、苏新红等绥宁本地文友既骇且笑，纷纷感叹书写者思维的独特。实际上，此楼虽没有达到总统府的级别，却也曾有过显赫的身份——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间，乃是绥宁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后来因为县境南部大片疆域划归通道县，在市于地理上不再处于绥宁的中心，县城遂北迁至离此19公里的长铺镇。昔日的县城行政中枢，如今上层做乡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居家之用，下层开辟为护林碑纪念馆。

绥宁是湘西南林木最集中、最繁茂的所在，现在还拥有四十多万亩原始次森林。在生态环境远为优良的古代，更是出门见树，山谷皆翠。唐、宋、元、明、清和民国时代的百余块护林碑记录了古人在环保上的智慧和苦心。馆内有实物，更多的是拓文。一篇一篇地读去，满室不断响起慨叹声。这当中含有对古人的感佩，也有身为今人的惭愧。

“道旁之树，先人栽植，以为永远歇凉之古树，众生不许剪伐，故勒石刊碑。”（北宋崇宁五年.九溪冲护林碑）；“事因此处水口山，乃系吾地一带来龙去脉之所，阴阳故宅之源，如人咽喉，至关甚重……求风讨雨，常作万古之灵；万水朝宗，永作干秋之主。其地紧要，先人立有封禁碑模，屡被毁伤，情出莫奈。为培禁古树，保卫地方众人六畜安宁，特勒石封禁，永垂后人。”（明洪武二十年.关峡护林碑）“……遵禁风水，大发大旺；朽败风水，家破人亡。界线各载清：短头坳，上凭茶山坎，右凭古树边，左凭岭，均埋岩为界。以过寨子乘岭，上至洞口上，齐庙背，至巷子口止。斋庙门首磐路，上抵墙为界，路脚凭古树埋岩为界。其古树中荒坪，仍栽树木，不许开垦园圃。又，坎上湾屋背，右凭大路以上，过瓦厂堂以下进煌田址（左聋冲、红竹山界上、茵竹山内）。”（清道光四年.祖神禁碑）；“地方富贵福泽，罔非风水栽培；此处高品水口，先人培植成林。恐后无知毁败，预立封禁碑文；兼封客人贸木，河内不许流行。如有强砍悖禁，公同责罚禀呈。所愿各遵禁约，当兴一地人文。”（清光绪二十五年.高品头封禁碑）……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古人比今人会做宣传。一是言简意赅，语气诚恳，绝不会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字的套话废话，让人生厌；二是陈义实在，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入手进行劝导，容易收到实效。当然，前提是古人心存敬畏，而越来越“科学”的今人则无所畏惧，什么缺德事都敢干，把地球破坏得千疮百孔，似乎坚信还存在另一个拥有树木和清澈河流的星球供人类以后避居；三是牢记孔夫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教导，宣传训诫均不忘体现措辞之美，远胜枯燥无味的“党八股”。如果严厉批判过那些“裹脚布文章”的*能看到这些文字，当会大加赞赏一番的。

从乡党委大院走出来时，阳光已经渐趋柔和，由炽白转为金色。风像一个穿着丝绸裙子的小姑娘，飘来旋去，轻捷异常。那裙子偶尔拂在脸上，便留下浅浅的凉意。唐朝时，在市便是古徽州治所，唤做飞凤徽城。千年沧桑，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里走过、闹过、笑过、哭过，然后归于沉寂，房舍和城墙也几经变异，而夕阳和清风依旧。唐朝的夕阳宋朝的风，眼前还有一口明朝的钟。钟悬挂在冈顶前方的孝思亭中，生铁所铸，高一点五米，口径一点三三米，重约三百公斤，诞生于明朝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只是此钟悬挂半空，离地近两丈，而我并没有练成“梯云纵”或者“八步登空”，否则很想敲打一下，听听那从明朝传来的钟声。据说钟上还有铭文干字，乃是当时县令程婴所书，记录了明正统年间蒙能率苗民起义攻占县城，城邑被毁后又重建的全过程。绥宁旧属五溪蛮地，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时就曾到过此地。历来民风强悍，猛人辈出，五代时期更是涌现出杨再思、潘全盛、昌师益、杨承磊四大峒主。他们率领当地的苗、瑶、侗等族人民，占地为王，此呼彼应，支撑起一片自由率性的化外之天。野性如山谷中蓬勃的野草，在这块土地上四处生长，多少个朝代过去了，依然烧掉又重生，往往让征服者和统治者感到不安。民国十八年十二月，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攻克在市。住了一夜后，精明强干的*说了句：此处社情复杂，不宜久留，就率部离开了。沿山冈左侧小路走三百米，便有一段见证了当时鏖战的城墙。那年的炮火也许在它身上留下了若干伤痕，但都被时间抹平了。如今它卧在荒草中，像一位归隐的老将，只想以沉默来获得宁静。我想我们不应该打扰它历经艰辛所获得的安宁。

阳光由金色转为更为温暖的橙黄。在路边小摊吃了碗比风更清爽的凉粉后，一行人便转入西河老街。老街当然可以看到黑色的瓦顶和被时光熏黄的木门，当然可以踏上从清朝或者更远朝代延伸过来的青石板路。在小径分岔的幽处，甚至还藏有一座又一座保存完好的精巧院子，仿佛一连串的惊喜埋伏在那。这些都很好，但最关键的是这些老屋都是活的，可以看到小孩奔跑的身影和老人安详的面容，可以听到妇人和姑娘或爽利或娇嫩的笑声。不像乌镇之类的地方，虽然那里的老房子更具古典风味，但基本上是空宅，一到夜晚，就死气沉沉，让人心里发怵，继而醒悟到眼前的江南民居已经沦为纯粹的赚钱道具。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嫌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屋，并没有打算紧跟潮流，撤离此地，急急地奔赴更繁华的城市。他们明白幸福就在眼前，就在这条充满人烟火气又悠闲自在的老街上。我看到很多家屋门口都悬挂着红色的灯笼，便询问这是不是政府行为。陪同讲解的乡政府干部说，当地的老百姓逢年过节喜欢在屋前悬挂灯笼，图个喜庆，图个好看，节日过后，也懒得取下。我想，他们是想一年到头都在喜庆中度过。千百年来，这都是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他们害怕折腾，没有多大的奢望，只想过吃、穿、住均无忧，略有余钱和闲暇的小日子。但到今天为止，这个愿望还没有普遍实现。为什么如此？是值得深思的。

走出老街，便到了莳竹河边。此时的夕阳正如一位我忘记了姓名的诗人所形容的那样：“如一枚将融化的糖果”。而风像一条清澈的小河在空中流淌。站在西河桥上，能看清水中石头上的花纹。对岸有位中年人坐在临河的巨石上垂钓。岸这边则有一个青年在河中下套笼。这种长如巨蟒的渔具由一节一节的圆形纱笼组合而成。每节纱笼上均有小孔，鱼钻进去就再难脱身。傍晚下套，第二天清早起套，肯定收获多多。虽然这种捕鱼方式比电鱼和药鱼要文明，但我以为，对岸那位稳坐石上、意态安闲的垂钓者才是最懂对大自然取用之道的。桥的那一边，有两位妇人蹲在河边，一边洗衣服一边闲聊。这样的场景，我小时候在赧水边经常见到。但如今家乡的赧水已被挖沙船弄得疮痍满目，所住城市的邵水也被污染得一片浑浊，此景成了越来越遥远的记忆。不想今日在此重睹，此身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天空还很蓝，空气还很新鲜，大地上的河流普遍清澈见底，到了春夏时节，县城边的山上随处可见一丛丛颜色各异的野花，各类野果也能轻易觅到。但仅仅才过了二十年，我们便进入了一个自然环境日趋衰败的时代，大部分亮丽风景都是人造的。想到此处，再看看眼前尚未被糟蹋的情景，忧伤便暗暗弥漫开来。站在河边，我久久没有说话，任凭夕光和晚风轻轻抚摸，以获得暂时的安慰。从纯粹个人的角度而言，我是不愿意这样的地方被开发的，就让它们葆有难得的清纯和静谧，为大地，也为人类存留最后的原生态空间。但我也明白，在各地都以迅猛之姿发展第三产业的今天，这种想法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但我相信，如何解决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乃是横在人类面前的一个的重大问题，任何想假装看不见它的国家和政府，都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夕阳渐渐消融，就像唐宋时它在这个时刻所做一样。返回的时候到了。晚风追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路把我们送出了老街。我想，即便日后这个古朴的小镇有什么变化，但我至少已感受过它的醇厚，它的清澈。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黄昏，这一事实已不会改变。我只暗暗祈愿，几十年后，这里的夕阳、清风，还有河流，还保有唐宋时的韵味。（未完待续）